一、民间信仰城镇化：实现“人的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命题 村落或村镇是中国广阔地域和历史渐变中的一种实际存在的、最稳定的时空坐落①，这里的传统信仰习俗及民众的信仰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间的智慧、沉淀着民族和地域文化，成为中国社会结构或文化体系中最基础的单元，常被称为中国文化之“根”。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村落的命运与以传统信仰习俗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命运紧密相连，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村落整体上呈现衰落状态，经济萧条、民生凋敝，而以村落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民间信仰则成为否定的对象，常被看作是“封建的”“落后的”“愚昧的”和滞碍乡村社会建设的文化事象而加以批判。一批致力于拯救没落乡村的知识精英，努力以现代政治、现代文化、现代科技、现代教育改造农民，竭力革除中国农民“愚”“穷”“弱”“私”之思想文化根源。然“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破除“迷信”、改革民风的努力却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传统村落文化生态，导致了乡村文化的解体，加之社会动荡，农村更显衰败。新中国成立之后，轰轰烈烈的除旧布新运动，使传统村落及其各种信仰习俗成为“革命”的对象，经受了最激进的再洗礼，终致乡村文化的支离破碎和乡村社会发展动力的丧失，“孤独的”“沉重的”“封闭的”“狭隘的”，甚或作为“旧文化”的承载者，这样一种付之于乡村及乡村传统文化的印记一度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思想深处。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发端于中国农村，更激活了中国农村。由此，村落经济社会发展与村落传统信仰文化复苏呈现出了互促共进的局面，“越是经济社会发展得好的农村，地方传统民俗信仰越是繁盛”几乎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共识。事实表明，农村是中国传统信仰植根的沃土，农民是培植传统信仰的主体；村落传统信仰的重建，不仅有利于丰富当代村落文化形态和突出村落特色，而且可以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保持乡村社会活力；还能传承丰富的民族和地域历史文化信息，催化传统与现代多元文化要素的交融糅合，或将“重新整合开创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②。 中国的改革开放，既带来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发展和村落传统文化的迅速恢复，也带来了“农民的终结”和“村落的终结”。观照当下，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已成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由于城市的扩张或国家建设的需要，一大批村落被“征用”而消逝，一大批世代附着于土地、靠天吃饭的农民也迅即结束了农耕生活转而成为城镇居民。在此背景下，传统民间信仰所依托的主要空间——农村和主要力量——农民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生存空间正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不可扭转的社会变革——城镇化和强大的制度性力量——使得城市文化或将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民间信仰存续的最大威胁。传统民间信仰作为一种乡村文化形态，其本质上是生活的，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必然随着人们生活世界的改变而改变，并体现出生活的时代性、变迁性与文化的时代性、变异性完全一致的内生关系。③村落的终结和城镇化的兴起，传统村落信仰能否存续以及如何存续？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城镇新居民”，必然会作出自己的选择。 通过对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庙宇重建和信仰迁移实践的考察，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一个村落的传统信仰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世代沿承相袭的“生活方式”，其中内含着一整套相对稳固的需求体系、价值体系和行为体系。或许如马歇尔·萨林斯所说，人对生活的看法并不是受特定的物质条件决定的，相反，人们对生活的看法(即人类学者眼中的“文化”)决定着人们物质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方式。④因此，尽管这一群体的生活世界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但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信仰习俗)依然会比较稳定地决定着他们的生活实践，并在城镇化生产生活空间的构建中，赋予“时代性”功能要素，然后以各种方式和途径不断获得再现或再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城镇化并不必然导致传统村落信仰的退场，新型城镇依然具有传统民间信仰重构的强大社会基础。只不过，民俗信仰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它的生成与重塑“不是一种力量的塑造，而是各种不同力量最终‘妥协、交易而形成的’”⑤，当权力体系的震动给它造成压力时，他们会选择暂时的隐退或附着于其它可以暂时遮蔽的空间，并在或隐或显的较量中不断展示其信仰文化图式的深刻性、复杂性和不可动摇性。可是，当他们一旦体悟到“旧的信仰体系”与新型的文化供给能交替互补时，就会以自主自觉的姿态对固有的信仰图式进行结构性整合，以实现其现时代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需要。⑥当然，在不可逆转的城镇化背景下，理解传统村落信仰的可能走向，还应将之置于整个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重构的大格局中，从传承乡土文脉、壮大民族文化根基，以及推进新型城镇治理模式创新和更好实现人的城镇化等方面多加考量，跳出民间信仰即“农民信仰”这一经验视阈的限制，在“地方性知识”与“整体社会知识”之间找寻出一个合理的结合点以及相互联结的渠道机制。 二、民间信仰城镇化何以可能？ ——一个传统村落：不期而至的城镇化与边缘感的“新市民” 我国目前的城镇化主要可分为整村城镇化和单户城镇化，整村城镇化又可分为整村改造的就地城镇化和整村搬迁的异地城镇化。对村落传统信仰影响最直接、最全面、最深刻的当然是整村搬迁的异地城镇化，这种城镇化过程既面临着新旧文明的碰撞——村落传统信仰与现代城镇文明的冲突，也面临着“入乡随俗”的尴尬——迁出地信俗与迁入地信俗的隔离。传统信俗、城镇文明和本土信俗，这三种文化体系在新城镇空间中或相互挤压，也或相互交织，直接影响着新型城镇的形式、空间和秩序，关乎城镇化变迁中民众的社会认知、认同和实践自觉，也关联着乡村传统文化的命运走向以及新型城镇公共文化生活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