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项统计，在1994年至2010年间，中国本土与中外合资的相关企业，一共在中国生产了至少7亿台LD、CD、VCD和DVD播放器①，它们被统称为激光音视盘机，其中的绝大多数被中国民众所购买，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除LD机外，这些电子产品都属于新兴的数字音像技术体系，与此一时期先后通行的模拟及数字电视机相匹配。在2010年前后，随着数字高清电视机、家用电脑、互联网、手机等的广泛使用，中国家庭所拥有的巨量VCD与DVD影碟机，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逐渐被淘汰，它们在民众文化娱乐生活中几乎不再发挥作用，VCD与DVD的时代就此宣告结束。VCD与DVD所经历的迅速的兴盛与衰败，似乎已经被人彻底遗忘，这也是人文学界少有对曾经红极一时的VCD与DVD产业和文化现象进行严肃理论反思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如果我们把VCD与DVD置放于当代中国电子媒介技术、产品及与之相关联的长期社会与文化演化进程之中，那么作为一场长达十多年的电子消费热潮，我们不禁要问：它们曾经造成的社会文化意义是什么？它们到底是如何介入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之中的？它们的文化遗产是什么？它们的文化与社会功能真的会随着电子技术的代际更替而消失殆尽吗？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与阐释，在今天仍然是有价值的。 一、以电视机为中心的技术迭代与路径依赖 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基本完成，传统社会主义实践在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计划经济体制与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国家化之间构成了一种全面的整合关系。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的社会化运用，对此一社会整合具有高度的粘合作用。从1957年开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有线广播体系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1980年前后，中国有线广播体系的普及率与覆盖面达到了最高峰②，全国城乡民众几乎都处于这一电子技术体系强制性的影响范围之内。然而，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先进的电子媒介技术的引进、电子媒介产品的消费品化以及人们对于更加丰富信息的需求，导致了收音机、录音机与电视机的广泛运用，并在8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形成了一个以电视机为主体、以录音机及收音机为辅助的电子社会形态，也由此造成了对此前有线广播体系的技术性乃至社会性替代。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使得收音机、录音机和电视机的拥有者开始有了自主的接收活动，媒介信息也逐步摆脱了单一的政治化倾向，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娱乐与生活功能。民众通过主动的电子媒介消费与自主的信息接收方式，积极应和了电子信息技术的演化路径，并成为这一时期新兴市场经济与商品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家用电视机为主体的技术体系，一直持续到现在。21世纪初，电脑体系与手机体系分别开始了社会普及化进程，它们以数字化互联网的有线与无线的接入方式，从接收端进一步强化了信息的个体化自主消费与自由接收特征。这样一来，自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大约六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经历了分别以有线广播、电视、电脑、手机为主体的四个电子技术发展阶段，中国民众则先后被纳入有线广播网、无线电台、无线及有线电视台、有线及无线通信网和互联网等技术体系及其演进之中。许多时候，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同时处于有线广播、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的影响范围之内。今天，人们又同时面对电视机、电脑、移动电话的信息世界。不同的信息传输体系，尽管存在着技术方面的更迭关系，但也在特定时期相互叠加或挤压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与社会及其文化产生的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更有意味的是，在电子技术的淘汰与更新过程中，经常会有一些连接前后两个代际之间的过渡性技术方式，同时运用在即将被淘汰的旧产品和将要来临的新产品之上，这一现象可称之为技术或产品的“迭代”。这种迭代现象之所以会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当代电子技术处于加速发展状态有关。西方发达国家在运用当前技术的条件下，总会着手研发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的技术。而自80年代开始，当互联网刚刚在美国出现之时，中国突然置身于这种已在西方有着数十年积累与发展的信息技术环境之中，这一环境无疑使中国更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技术发展与更新的进程，也由此呈现出更快的替代速度和更大的叠加密度。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要同时面对不同的技术体系与不同技术阶段的电子媒介产品。因此，这样一种迭代环境使得当时的中国既要从有线广播体系之中解脱出来，又要选择适当的切入点与路径跟上信息技术及文化领域的全球化发展趋势，这必然会在电子信息技术及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与当代中国电子媒介的社会化运用之间，形成一种独特的介入与结合方式。 当代中国信息技术领域的迭代现象，对社会变迁及民众日常文化生活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并一再呈现于当代中国的电子音像文化的发展流变中。比如，正是由于当代中国民众在20世纪80年前后普遍处于当代电子媒介技术和文化的匮乏状态之中，才会在国家的有线广播体系发展到最强盛时，以邓丽君歌曲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文化却能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民众中产生巨大的感染力，并引发了录音机及录音磁带的大规模走私与盗版行为③。在这里，录音机就是一种同时与上一代有线广播体系和下一代电子媒介体系都相关的迭代产品。除此之外，迭代现象还发生于与电子媒介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领域。比如，电视机在西方一开始主要是作为家庭媒介而推广的，但由于80年代中国民众的消费水平极为低下，而中国在社会集团消费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当代中国电视机的兴盛首先来自各级国家单位的购买行为，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民众又创建出了一种以单位电视机为中心的群体性观看方式，即让原本是家庭媒介的电视机在特定的中国语境下获得了一种公共特征，与西方电视机的家庭化起源形成了显著差异④。这使得特定电子媒介产生了一种社会化运用的迭代现象。当人们不再满足于政府电视台的节目内容时，营业性录像厅的放映活动得以发展，也让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录像机文化转换成中国的一种公共文化形式，让人们能在录像厅中看到电视与电影院里所看不到的影像⑤，从而造成了一种文化上的迭代现象。这些都说明，源自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电子媒介技术与文化产品，在来到中国之后，会面对一个并非存在于这些技术开发设计预想的理念之中的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环境，它们需要重新与中国的社会形态、消费水平及民众生活方式关联在一起，由此构成迭代性的电子媒介及文化形态，让电子信息的技术进程呈现出一种差异化的全球化分布。正因为如此，只有从当代本土语境出发，尤其是从电子媒介技术与文化产品的接受者、使用者与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及社会条件出发，才能厘清电子媒介在中国的拓展与演化路径，以及它们所催生出的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独特形态及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