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7年间，我们先是目睹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随后又经历了一波挑战新自由主义的抗议运动。然而，像以往一样，贸易还是恢复如初，而且再次让人感觉它势不可挡。资本主义既破碎不堪又无所不在。它所创造的技术条件为全世界谋取了普遍福利，减轻了劳动强度，但与此同时，特别是对南方国家来说，它也导致了更极端的不平等和经济贫困。曾让我们普遍受惠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未像现在这样运作不透明且效果不明显。虽然有关资本主义和阶级的讨论在公共话语中重新出现，从占领运动者喊出的“我们是99％”的口号，到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那本让人难以置信的畅销书《21世纪的资本》，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逐利动机的全面到来。资本主义已经渗透到全世界，现在正面临毁灭性的威胁。 与此同时，美国人文学科的理论何去何从？由资本主义的全球主导地位所引发的最新的暴力警示与各种各样的“转向”相吻合：转向“中立”的描述实践(从结构到表象)；转向经验而非阐释；转向阅读的“伦理”而非阅读的“政治”；转向客体精神，明确反对主体和主体化问题。在那些更加利益攸关的领域，它表现在形而上学、复兴的生机论(revitalized vitalism)、控制论的幻想(cybernetic fantasies)等新的形式中，抑或(数字化)人文学科将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所谓的“技术化的科学主义”纳入其方法的尝试中：跟上世界的脚步，而不是被甩在后面。如今，理论在它依旧存在的领域通常表现得相当温和且束手束脚，只追求一些表面上琐碎的效果。或者另一方面，它更专注于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完全忽视历史、文化的特异性和历史分期。总之，我们在最需要对文化进行政治批判的时候，却都忙着否定那些有可能帮我们实现目标的工具。 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变化，因其经常与1970年代的经济转型联系在一起，已被赋予了很多称谓。桑德罗·梅扎德拉(Sandro Mezzadra)和布雷特·尼尔森(Brett Neilson)在《边界方法》一书中列举了很多，包括拉什·厄里(Lash Urry)的“无组织资本主义”、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弹性积累”、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晚期资本主义”、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知识经济”、米歇尔·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和阿兰·利比兹(Alain Lipietz)的“后福特主义”、雅安·莫里耶-布当(Yann Moulier-Boutang)和卡隆·韦尔切洛内(Carlo Vercellone)的“认知资本主义”、哈维和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的“新自由主义”、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赛布·富兰克林(Seb Franklin)在最新出版的《控制：作为文化逻辑的数字化》一书中增加了马克·波拉特(Mac Porat)的“信息经济”、艾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网络社会”、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夏佩罗(Eve Chiapello)的“新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控制社会”等新名词。这份名单还可以进一步拉长，包括“注意力经济”、弗朗科·贝拉尔迪(Franco Berardi)的“符号资本主义”以及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超工业时代”等。正如富兰克林所说，这种“分期热”所指涉的对象不仅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且还包括这种新形式扩展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注意力、情感、认知和社会关系等。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30年前提出的观点——即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已经成为一种新文化，却在一个早已抛弃了他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的时代得到明确的肯定。 “后现代主义”一词本身显然并未出现在上述名单中。1984年，詹姆逊用该词来命名他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我们试图重新激活“文化逻辑”这个概念，并证明其(重新开始或继续保持的)时效性，因此有必要在此简单回顾与之相关的几个同源词的消亡。“后现代主义”往往为其盛名所累，常被用来表示以下两个概念中的一个：(1)与20世纪最后几十年尤其相关的一份美学修辞清单；(2)一个被化约的认识论相对主义概念。这两种用法都未能把握它作为一种联结美学、知识和政治经济学的文化逻辑的作用，误把其表征当成了其本身。此外，这两种(错误的)用法还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框架，并认为这个框架可以简单地适用于既定的对象，而不是像詹姆逊所理解的那样的，它只是一个需要结合当下出现的矛盾现象不断重新审视的概念性问题。 詹姆逊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特定的问题或一种理论类型。相反，它是将文化生产的主导模式联结在一起的众多趋势的能指符号，我们可以针对它寻找真正意义上的抵抗。在詹姆逊看来，没有人能够置身于后现代主义之外；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当下思想状态的代名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不加批判地接受它。他认为：“在文化或政治领域，都不可能简单地接受或拒绝后现代主义。”詹姆逊可能已与后现代主义结盟，但他同时也坚定地批判他眼中的几种主要倾向。尽管他坚称历史意识的丧失是后现代性的特征，这甚至影响了那些试图反抗它的话语，但他同时又历史地解读了其隐喻。作为一位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詹姆逊从未否认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可能已经终结的重要元叙事。他在《政治无意识》开篇发出的“永远历史化”(always historicize)的著名指令也不应该在一个似乎已经不知道如何历史地思考问题的时代中被突然抛弃。恰恰相反，它焕发出一种新的时代紧迫感。 正如乔纳森·贝勒(Jonathan Beller)在这个问题上所说，后现代主义已经“丧失了魅力”。这个事实可能会降低我们如今仍然抱有的对詹姆逊的那些有关后现代主义的作品的兴趣。这种兴趣在于这些作品似乎不再进行充分的描述，却仍与我们的当下有关。如果后现代主义已经不复存在，那么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术语，能够出于我们下文将要详细解释的原因，被用来命名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我们如何把当前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融合同30年前詹姆逊的描述区分开来？在柏林墙倒塌、欧元区建立以及反恐战争开始之前，时代的文化逻辑是否仍然类似于我们自己的文化逻辑？又或者说，更新的文化逻辑是否需要重点考虑下述发展状况，例如，对民间电子通信的大规模监控，无处不在的计算机设备、社交媒体和云计算，(全球发展不均衡的)酷儿特性(queerness)的主流化和其他21世纪的身份重置，帝国主义的持续存在、种族主义的暴力以及私人和公共领域内技术和经济的转型，等等？如果确实如此，是否可以说它们仍然是有区别的？与此同时，这种发展状况本身又当如何解释？如何进行批判性的历史分期，为这一体系命名，并通过电视节目、建筑风格、技术平台和话语模式等传递出来的东西来定位当下资本主义的历史新要素？这是否仍是一个有用的批判进程，还是如富兰克林所说，对历史分期的渴望本身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一种症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