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8)01-0130-26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伊斯兰极端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新奇的政治现象，而是一种自伊斯兰教诞生之日起就在历史上不断呈现波峰–波谷的周期性政治现象。从伊斯兰教诞生之初涌现的刺杀阿里的哈瓦利吉派，到中古时期活跃于波斯至叙利亚山区的什叶派极端组织阿萨辛——因该组织热衷于对阿巴斯王朝的精英统治集团大小首领和十字军进行恐怖暗杀且手段极端残忍，以至于成为今天英语中暗杀(assassin)一词的词源——再到一战前后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东地区反奥斯曼、反英法、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直至冷战结束以降国际社会中不断出现的“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伊斯兰国”以及在全球无数地区类似于阿布沙耶夫武装、博科圣地等宣誓对其效忠的恐怖组织，伊斯兰极端主义成为影响当今国际社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因素。 虽然国际社会长期致力于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衍生出的恐怖组织进行防范与打击，但其面临的根本困境在于很难以主权国家作为基本单元进行框定。尤其自“阿拉伯之春”以来，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域——西亚与北非阿拉伯地区——内部的强人世俗政权出现了多米诺式的坍塌态势。这种从中心向边缘传导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从马格里布到马来西亚、从逊尼派到什叶派、从世俗主义政权到原教旨主义政教集团，从阿拉伯半岛到非阿拉伯伊斯兰社会，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勾勒出的跨国恐怖主义集团愈发呈现出“基地”组织式的政治命运，即“一失败，即溃散”的弥散型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今已成气候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治宗教集团“伊斯兰国”早已超越了它的前身“基地”组织并逐渐演变成全球最大的恐怖主义“出口”组织，它几乎在世界各地均建立了带有政治与宗教效忠色彩的恐怖分支机构。 弥散型恐怖主义(Diffuse terrorism)①这一概念是在2012年由内森·哈米尔特(Nathan Brant Hamilt)与戴维·格雷(David H.Gray)二人首先提出的。②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在阿富汗战争后，“基地”组织的化整为零与“边区作战”模式导致了美国反恐战争陷入无尽的战略泥沼。他们认为，美国的对手早已像癌细胞分裂一样从阿富汗地区扩散到中亚、西亚、北非、东南亚等伊斯兰世界的各个角落。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4年3月29日的公开讲话中也采用了“弥散型恐怖主义”这一概念，并指出当前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问题出现了新的特征，即一旦像塔利班或“基地”组织一样的恐怖主义实体在正规战中被击溃，它们就会扩散并衍生出更多的恐怖主义分支机构。③ 与现代恐怖主义具有明显的跨国性特征不同，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恐怖组织大多都局限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内部，而彼此之间鲜有联系，国际社会也尚未形成反恐的政治共识。而恐怖组织受到政府打击后很难将其影响力扩散到其他国家，并在其基层民众中建立分支效忠机构并发展成员。而随着跨国恐怖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基地”组织在阿富汗战争后溃散，美国突然发现在利比亚、埃及、也门、叙利亚和菲律宾等国出现了更多的“基地”组织。这种弥散型跨国恐怖主义发展趋势更是随着“伊斯兰国”的“建国”而达到了新的高度。④ 本项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比较恐怖组织类型之间的差异，揭示伊斯兰世界内部因宗教地位、部族影响、民族国家认同与区域权力结构四种因素与弥散型恐怖主义产生与传播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由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涉及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穆斯林集中分布区域，通过对伊斯兰文明不同区域存在的“U型认同”的揭示，能够为中国在特定地区的政治与经济行为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从而确保中国海外利益的安全。最后，通过对弥散型恐怖主义生成的政治条件进行研究，也能够为国际社会更为有效的反恐合作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当前，国际关系学界针对以“伊斯兰国”为特征的弥散型恐怖主义现象兴起与扩散进行了广泛而有益的探讨，并主要形成两种研究倾向。第一种倾向于对“伊斯兰国”“东突”或“基地”等恐怖组织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借此突出不同恐怖组织的差异性偏好与特征⑤；第二种倾向于从“文明冲突”角度审视跨国恐怖主义传播，并认为整个世界都可能成为弥散型恐怖主义扩散的温床。⑥本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并借鉴前期成果有益之处的同时，也将对前期研究中存在的某些值得进一步探讨之处进行发掘与延伸。 首先，受西方国际政治传统影响而过分依赖“国家主义研究范式”将恐怖组织嵌入到民族国家之中，并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于穆贾西丁(Mujahideen)即圣战战士希望推翻世俗政权并建立沙里亚(Sharia)法治下的激进主义国家。⑦但是，这种将伊斯兰极端主义仅仅看成是国内政治权力斗争的观点对于新近出现的弥散型跨国恐怖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缺乏应有的重视。运用国家主义视角研究当今恐怖主义的不足在于，它只能解释一部分去部族长老权威的伊斯兰地区——凯末尔革命后的土耳其、经过苏联强制改造后的高加索和中亚——存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传播路径问题，却不能解释在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域仍保留强大酋长势力的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跨境传播的问题。这种认知方式令国际反恐合作难以大范围协调，因为它对于当今恐怖主义问题在“病情”诊断上就是非系统性的。在应对弥散型跨国恐怖主义威胁时，很可能导致国际社会难以形成广泛一致、协调高效的反恐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