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4 文献标识码：A 明确作为一种哲学理论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乐观主义”(Optimismus)是晚近(18世纪上半叶)才出现的一个现象，与之同时登台的，还有它的孪生姐妹“悲观主义”(Pessimismus)。一般认为，莱布尼茨是乐观主义的鼻祖和第一位系统论证者，但他本人并没有使用这个术语，毋宁说是他的论敌(法国耶稣会士)发明了这个词语，扣在他头上。(Ritter u.Gründer，1984a：1240)与此同时，那些论敌(比如伏尔泰)也提出了“悲观主义”的说法，尽管他们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个东西，毋宁主要是玩弄一种词语游戏来挖苦莱布尼茨。(Ritter u.Gründer，1984b：386)只有到了19世纪的叔本华那里，悲观主义才真正被看作是一种严肃的哲学理论。正是通过叔本华对于乐观主义的猛烈抨击，“乐观主义-悲观主义”之间的对立才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 自从叔本华和尼采以来，悲观主义思潮已经席卷人类社会，以至于如果一位哲学家不把“生命的痛苦”、“罪恶”、“有限性”、“终有一死者”之类东西时不时挂在嘴边，仿佛就不能凸显自己的深刻性和反思精神。反过来，乐观主义被看作是“麻木不仁”、“粉饰太平”、“虚伪”乃至“恶毒”的代名词，就像叔本华所说的那样：“乐观主义如果不是这样一些人——亦即那些低陷的天庭后面除空话以外不装着任何东西的人——的没有思想的谈论，那就不只是作为荒唐的想法，而且是作为一种真正无耻的思维方式而出现的，是作为对人类无可名状的痛苦的恶毒讽刺而出现的”。(叔本华，1982：447)叔本华又说：“伏尔泰表明，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会认识到乐观主义的反面。真的，在这个充斥着罪恶、痛苦和死亡的舞台上，乐观主义扮演着一个如此特殊的角色，使得人们不得不把它当作一种反讽。”(Schopenhauer，1962：746-747)这些言论不仅否定乐观主义是一种正确的对于世界的认识，更对乐观主义者的人品提出了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反思乐观主义，并且为之提出合乎理性的辩护，必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里首要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站在哲学理论的高度来澄清“乐观主义”的真义，而这要求我们摆脱个人的气质和情绪(在这个层面上，无论“乐观”还是“悲观”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直面“乐观主义”本身。 于是我们立即发现，所谓的“乐观主义”(Optimismus)和“悲观主义”(Pessimismus)，按照其词源而言，分别来自拉丁文的“最好”(Optimum)和“最坏”(pessimum)，随之分别来自“善”或“好”(bonum)和“坏”或“恶”(malum)。①也就是说，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归根结底是在于这两种哲学不同的善恶观，而这两种善恶观必定是依据于一些特定的形而上学立场。因此我们的问题直接转化为如下一些问题： (1)如何理解“善”(“好”)和“恶”(“坏”)? (2)相应地，世界究竟是一个“好的”(乃至“最好的”)世界，还是一个“坏的”(乃至“最坏的”)世界? (3)在世界的“善”或“恶”这件事情上，“上帝”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本文的目标是对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哲学进行辩护，而这个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阐明莱布尼茨本人对于乐观主义的辩护。与此同时，我们把斯宾诺莎的哲学纳入进来深化辩护的力量。这个做法当然不是单纯再拉一位哲学家来“壮大声势”，而是基于两位哲学家的内在的密切联系，尤其是基于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很多高度一致的看法。 不过，要真正为乐观主义进行辩护，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看看它的死敌悲观主义是怎么来论证这个世界之内的恶，随之论证世界本身的恶。 一、叔本华刻画的悲惨世界 众所周知，叔本华把整个世界的本质，或者说唯一的实体，界定为“求生意志”或“生存欲望”。这个东西本身跟“善恶”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求生意志除了要维系自己的存在之外，没有任何特定的、具体的目标。真正的关键毋宁在于叔本华从中世纪经院哲学那里借用来的“个体化原理”(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叔本华，1982：168)，用来解释唯一的实体必然在现象中(时间和空间中)分化为无穷多的个体，这些个体由于具有实体的本质规定性，所以无一例外都把肯定自己的生存当作最高目标，随之把许多实际上仅仅作为手段的东西，比如健康、美貌、财富、知识、名誉、地位等等，当作具体的欲求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的欲望得到满足，这就是“快乐”，反之则是“痛苦”。相应地，凡是能够在某个方面满足我们的欲望的东西，就是“善”，反之则是“恶”。(叔本华，1982：494) 叔本华在他的著作里花费了巨大的篇幅，意图表明，欲望的满足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总是“痛苦”占据着支配地位，以至于“快乐”甚至不是一种独立的东西，毋宁仅仅意味着“痛苦”的暂时消除。不仅如此，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即人们有可能在欲求过程中出现停顿，陷入一种致命的“无聊”。据说人生像一个钟摆，这个钟摆不是在“痛苦”和“快乐”之间摆动，而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动，这两个东西是“人生的两种最终成分”。(叔本华，1982：236，427)既然叔本华宣称“痛苦”和“无聊”是人生的主旋律，那么很明显，他必定会认为“恶”在世界上占据着统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