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得益于大型档案文献的整理与出版，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与此同时，党史研究的深化与创新也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学者们先后提出“多元整合”“范式借鉴”“加强地域史与学术史研究”“注重研究的科学化”等主张。①这些主张对于苏区史研究都具有启发性意义，但方法论是一个方面，史料则是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对于党史研究来说，也同样如此。科学家钱伟长认为，治学一定要得法，要创新，“第一是会找资料，你需要的资料”。②虽然自然科学中的“资料”不是史料，但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2010年，全国21所高校12个中共党史学科博士点、10个相关学科博士点以及相关单位的专家学者就中共党史学科创新发展问题展开研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文本资料是党史研究的基础。……中共党史研究能否取得新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突破史料的瓶颈。建议中央和有关部门加大文献整理出版力度、提高档案资料开放程度、重视对‘活资料’的抢救挖掘和整理”。有专家建议，“党史工作者对史料的认识观念也应适当改变，力求深入探究和挖掘已有史料的更深内涵。具体来说，应从作注释的政治文本研究中解放出来，开掘包括私人记录、口述史料、实物在内的多缘史料，尤其要重视一些双边或多边档案文献的比较互证和‘边缘’材料的运用”。③民间史料，当然是“多缘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党史学界普遍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我们认为，当前苏区史研究甚至党史研究都应充分注重“民间史料”，要大力挖掘民间史料，并使之与官方档案文献史料相互比对、补充、修正，不断夯实党史研究的基础。以民间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为基础，中共党史研究、革命史研究将有望持续创新，走向繁荣。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4，本文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在苏区史研究中注重“民间史料”？苏区民间史料的基本内涵与外延为何？如何收集并整理苏区民间史料？不当之处，请方家教正。 二、苏区民间史料何以重要？ 当前，为什么要强调在苏区史研究中注重收集、运用民间史料？这体现在学术史、史料现状、学术界认识等多个方面。 首先，这是源于对苏区史研究与史料整理现状的反思。以往无论是具体的研究，还是史料整理工作，几乎都聚焦于官方档案和正式出版的文献资料，而忽略了民间史料。在实证研究层面，回顾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历程，史料对于其发展和进步产生了明显作用。大致而言，传统的党史研究存在“以论代史”的倾向，史料的存在可有可无，史料的运用十分“任性”。之后，随着档案资料的开放，杨奎松、王奇生、黄道炫等一批学者充分运用档案资料进行研究，使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传统的认识得到丰富、补充、纠正。在资料整理层面，最受到重视的是：保存在各级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及各苏区县党史办的公藏档案文献，苏区革命者或当事人留下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我的回忆》（张国焘著）、“石叟资料”等文集、报告、回忆录和见闻录，官方组织编纂的地方志，以及苏区时期国共创办的《红色中华》《斗争》《民国江西日报》等报刊。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2013、2016年版）为例，该“文库”由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赣州市党史研究室、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纂整理，并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与江西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目前已出13卷，共810万字，分别为“党的系统”（5卷、300万字，2011年）、“政权系统”（3卷、160万字，2013年）和“军事系统”（5卷、350万字，2016年），另有“分省系统”“群团系统”“参考资料”等卷还在编辑中。作为迄今为止收录中央苏区的官方资料最齐全的文献书籍，“文库”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央苏区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广泛的肯定。但是，“文库”遴选的“文献资料的重点”是党的中央领导系统、政权系统、军事系统、中央群众团体、中央革命根据地所辖各省的文件和党政军领导人的文章、专论，以及报刊文章和资料，而产生于民间、关乎乡村社会变革的民间史料并不在其视野之内，实属遗憾。从推进苏区史研究出发，理应弥补这一学术空白。 其次，这是由苏区历史本身具有的民间特色所决定的。众所周知，苏区的历史具有很鲜明的乡村与民间特征。所谓“民间”即乡村社会。苏区革命是一场乡村革命、民间运动。中共革命发生的场域主要是在广袤的县乡基层和村落区域，史料的生产者和基层乡村密不可分。这一性质，决定了苏区民间史料的广度和深度。所谓广度，意味着举凡民众日常生活、苏区革命动员、政权建设、经济发展、文化举措等，皆有相应的民间史料；所谓深度，则意味着其涵义的深刻性和丰富性，即借助这类史料，可以发现苏维埃时期共产党的社会动员以及乡村治理的脉络和具体机制，并重构苏区历史的图景。此外，苏区革命的乡村特色，也在近年来“革命史”与“社会经济史”会通的趋势中得以彰显，这种会通充分体现在2015年广州开放时代杂志社召开的“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论坛上。⑤ 再次，这也与苏区民间史料的现实库存及其现状有关。从原苏区的现实来看，自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民间史料“身价”渐涨，在收藏界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秘密”了。有学者喟叹：如果是普通的分家文书，收藏家会让你很便利地用于做学术研究，但如果是苏区时期的分家文书，这恐怕就是珍稀文献了，你得出高价才能获得。 最后，当下提出“民间史料”，也与党史学界自身的反思有关。民间史料在党史学界固然还是新生事物，但是其重要性并非无迹可循。回顾党史研究历程，从1990年代初张静如对“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倡导到21世纪以来石仲泉对“走走党史”的践行，表明党史学界自身对史料创新重要性的理念自觉，即其中暗含了对民间史料在党史研究中重要性的强调。 一是“社会史”。1991年，著名党史专家张静如撰文呼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其涵义为“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人物的思想及实践，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因此，“自然也就要在党史研究中加进去一些过去所不用的材料，特别是一些统计材料、社会调查材料。党史研究工作者往往不太习惯用这些材料，其实这类材料有时很能说明问题”。⑥（黑体为引者注）社会史取径，内在地包含了民间史料的重要性。这一论断在党史学界得到积极的回应，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已有学者提出，中共党史研究“材料搜集的范围要尽可能广泛一些，只要是含有中共历史活动相关信息的，或者对认识中共历史活动有所帮助的，不妨采取‘多多益善’的态度。这应该说是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⑦从实际看，改革开放以来党史资料整理、编纂和利用的特点之一就是“目光的下移”，即“将视野置于社会基层、公民个人”，注重将日记、笔记、信札、账册、照片、表格等作为党史、当代史的材料。⑧这虽然不是主流，但也是一种积极的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