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英美哲学历经“语言学转向”，不少学科都尝试运用概念史的理论与方法，实现对既有知识体系的反思与自我建构，历史学亦不例外。当前，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将概念史研究范式运用到中共党史领域。然而，党史领域哪些概念值得研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则尚待厘清。“词汇必须经过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不断被使用的过程，具有一定的意义和指向功能，并被固定和认可，才能成为‘概念’”①，但并不是任何一个概念都能够成为概念史研究的对象。概念史探讨的是那些在中共历史上发挥着“基本”作用且具有社会进程指示器、推动器功能的“概念”。当然，这些概念应具有回溯性和前瞻性，否则恐难以从“史”的角度加以开掘。笔者目力所及，认为以下三个方面的概念值得研究。 (一)时代转换过程中消解与重生的概念 概念是对“经验事实”的社会性描述，不同概念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附，共同支撑着特定时代的社会共识。然而，一个时代结束和另一个时代开启都意味着在以往形成的社会共识解构的同时，新的社会共识得以生成。在时代转换中，贯穿两个时代的概念将面临着新的转变：一方面被质疑、批判，以解构旧时代共识，另一方面则连接新的经验、价值、预期，以建构新时代的共识。这样，概念在见证时代转换的过程中，本身亦沉淀着“历史印记”，经历了弱化、消解、赋义与重生的变迁。概念的变迁是概念史研究的重点，那些经历了时代转换并在日后成为中共话语体系核心的概念都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 中共党史发展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主题，而“只有在语言阐释的基础上，社会才得以认知、理解和重塑自己”②。概念见证并参与了党史时代主题的转换，经历着消解与重生的“磨难”，改革开放领域的概念史研究便十分典型。过去党史学界主要从政策、体制变革角度来研究改革开放，而思想解放方面研究较弱。事实上，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先导。毕竟在改革开放后，中共不仅需要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更需要在思想上肃清“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歪理邪说。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首先表现为重新启用、扶正那些一度在以“革命”为主题的话语体系中被打入另册的概念，并在新的语境中赋予它们以新的政治意义。 研究改革开放领域的概念史，可以发现以下典型现象。一是表达同一概念的态度发生强烈反差，既可由“褒”至“贬”，亦可由“贬”至“褒”。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一度流行的“唯生产力论”“按劳分配等于资产阶级法权论”，“生产力”“按劳分配”是与复兴资本主义相关联的“负面”“贬义”的概念。但改革开放后，“生产力”“按劳分配”等概念则在定性上脱离与“资本主义”的正向关联，实现了语言色彩由“贬”至“褒”的逆转，成为中共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二是在建构新共识的过程中，概念发生退场与入场的新变化。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替代“以阶级斗争为纲”，诸如“对立”“斗争”“矛盾”等一批曾在革命话语体系中使用频繁的概念逐渐退场，而诸如“物质生产”“市场”“商品”“资本”“私有制”等一些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概念则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些一度被遮蔽的语义再次被激活、复述、修正、赋义，并最终融入中共的意识形态。 在时代转换中，中共如何实现概念从过去的否定、批判到改革开放后的重新审视、予以肯定的转变？中共赋予这些概念以哪些政治和文化的意义？中共在使用、锻造这些概念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对旧有价值观念的改造？研究时代转换中概念的消解与重生，将展现“概念”使用标准、语义指涉范围、表达态度等方面的变化，从微观层面重现概念如何经历延续、变化与革新并最终成为党史“标识”的过程。 (二)跨文化过程中移植与嬗变的概念 任何概念只有置于特定语境才有意义，脱离语境的概念并不存在。概念本身具有语义承载能力，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将融入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意义。而概念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必然经历移植与嬗变，在不同语境下产生“一体性”与“差异性”，“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使用，其意义并非固定不变，原始意义与衍生意义并存一体，但隐蔽了差异性。分析概念的这种‘一体性’与‘差异性’及其关系，就成为概念史的研究对象”③。 中共话语体系中的概念基本上建立在对日本、苏联或者西欧等渠道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加以融合、延续、承转与批判的基础上。由日本、苏联、西欧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不仅构成了中共在理论建构方面的“前理解”，而且成为中共建构自身话语体系的基础。不容忽视的是，马克思主义概念在融入中共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必然经历从西方语境、日本语境、苏联语境跨入中国语境的时空挤压。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概念在跨文化过程中的移植与嬗变，研究者能够发现，马克思主义概念在中国语境中被重新诠释，面临着消亡、延续与革新等不同的命运。一是经历传播、使用但最终被实践抛弃而消亡的概念，例如源自苏联语境的“苏维埃”。二是概念助力中国革命，被中共革命话语体系所吸纳、融汇，获得历史性延续，例如“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帝国主义”等。三是中共要让马克思主义概念真正成为中国人自己的概念，必然要剥离概念在其他语境中沉淀的文化、惯习、政治诉求等，赋予其新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意义。这些概念经过中共审视、批判、改造，最终被沉淀着中国革命经验的新概念所替代，比如“中心城市暴动”被“农村包围城市”所革新。因此，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与源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相比，必然产生差异。而只有厘清跨文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一致性与差异性，探讨中共塑造新概念、赋予概念新意涵和政治功能才成为可能。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概念在跨文化中的原初指涉及其在时空挤压下发生的嬗变是中共概念史研究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