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概念提示着历史的进程。对基本概念进行正本清源，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前提，但这项工作在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研究领域才刚刚起步。近十余年来，一批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西方学界的概念史研究传统，并尝试对中国现代政治与社会基本概念进行系统梳理，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①。笔者在党史、革命史领域研究有年，近来亦涉足与革命相关的概念史研究，深感这一学术工具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故撰此文简要介绍其渊源和特色，并以若干论著为例，就如何进行中共党史基本概念研究略陈浅见。 概念史是一种发端于德国、盛行于欧美学界的研究手法，其旨趣常被概括为“历史语义学”，即用历史的眼光去考察重要概念的形成、演变、运用及其社会文化影响②。1955年，德国学者罗特哈科尔(Eric Rothacker)创办学术年刊《概念史丛刊》，通常被视为概念史研究出现的标志。从20世纪70年代起，三部大型辞书陆续编纂出版，为概念史研究带来了世界性的学术影响，即八卷本《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辞典》(1972-1997)、十三卷本《哲学历史辞典》(1971-2001)和十五卷本《法国的政治—社会基本概念手册》(1985-2000)③。 概念史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无疑和20世纪中期西方学界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密不可分。受弗雷格(Friedrich Frege)、罗素(Bertrand Russell)、奥斯汀(John Austin)等分析哲学家的影响，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语言并不是“透明的”，人们对事物的描摹、对历史的叙述并非忠实和完整的“如实”复制，而是一种“再现”或“表象”(representation)。以语言为中介呈现出来的“真实”已不是客观存在本身，而是人们对自认为客观真实的主观表达。这对先前主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主义”话语形成了巨大挑战，研究者开始更多地关注人们对世界、对历史的认知和再现，而不再孜孜于追寻“绝对真实”。经过此番“典范转移”，对语言、概念、话语、修辞的探究便很自然地绕过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等传统领域，成为西方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潮流。 研究概念的起源和流变并不是德国学者的专利。同样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西方学界还发展出不同的研究路径和学术流派。在英国，有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研究”，旨在梳理英文中“文化与社会”关键词的意义转变、复杂性与不同用法及其创新、延伸、重复、转移等过程④；有以波考克(John Pocock)、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为代表的“剑桥学派”，聚焦于政治语言、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尤其注重“对概念在其中发挥功能的语义场进行共时性的探讨”⑤。法国则有为学界所熟知的“话语分析”流派，强调知识生产与权力操控之间的密切关联，福柯(Michel Foucault)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概念无处不在，概念史家关注的则是历史进程中的所谓“基本概念”，即对特定区域、特定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变迁产生重要而持续影响的关键性概念。在德国概念史领军人物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看来，可以从四个标准来判断一个概念算不算得上“基本概念”，即时间化、民主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些标准又分别对应着特定的方法论诉求。所谓“时间化”是指这些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因此需要细致梳理概念生成与变迁的历史脉络；所谓“民主化”是指概念的社会边界日渐拓展，最终成为社会各阶层耳熟能详、日常使用而不自觉的概念，因此需要拓宽研究视野、扩展资料范围；所谓“政治化”是指概念的政治意涵日益增长，对塑造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需要探讨概念形成和传播的政治后果；所谓“意识形态化”是指概念日益成为权力支配体系的工具和要件，因此需要揭示概念/话语背后的权力操控和角逐。⑥按照上述标准，《历史的基本概念》共收录115个(组)基本概念，系统考察其形成、演变、传播及影响，从而清晰地勾勒出德国乃至欧洲现代概念体系经由1750年至1850年的“鞍型期”(saddle period)而逐渐奠立的过程，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和参照⑦。 从概念史视角观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领域虽已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与之相关的基本概念还远未得到系统而深入的梳理，致使许多学者还在似是而非地使用各种概念，相关学术讨论往往也因概念含混不清而难以深入。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细致的资料耙梳和意义阐释构筑一个基本的概念谱系，或许对推进中共党史研究不无裨益。 首先需要探究的当然是那些构成中共历史底色的核心概念，它们在党史文献中随处可见，对中共历史进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例如，“革命”就是理解中共党史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既是20世纪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主题，也是近代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话语之一，“不仅意味着进步与秩序的彻底变革，还成为社会行动、政治权力正当性的根据，甚至被赋予道德和终极关怀的含义”。然而，西文中revolution的原意是天体周期性运动或事物周而复始变更，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革命”往往用作周期性王朝更替的代名词，背后体现的仍是一种循环史观。那么，近代中国为何要用“革命”来翻译revolution，并用它来描述政治与社会的急剧变迁？中国和西方的革命观念有何异同？中国革命观念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中共革命与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有何延续和差异？⑧为理解中共革命的运行机制，又必须对“阶级”概念进行深入探讨。按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将人群区分为不同阶级，既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前提，又是党组织进行政治动员的有效工具。阶级概念怎样译介到中国并流传开来？唯物主义阶级观何以能在与其他思潮、流派的竞争中胜出？阶级话语与民族话语之间有何互动关系？阶级划分如何取代传统的血缘、地缘等人际分野，确立一种新型的政治等级秩序？此外，“国家”“民族”“政党”“政权”等也都是政治制度及其变迁中的核心概念，中共领导人如何理解和表述这些概念、如何与其他政治势力争夺其阐释权，显然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不应忽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