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社会成员的政治观念、意识和立场，以形成可供整合、控制和汲取的政治资源，这是政治社会化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这一工作。成为执政党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从根本上强化对广大基层民众的政治教育，树立新政权的革命权威。对于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①革命成功后，中共业已成形的政治社会化方式多种多样，对中共而言，如何简单易行、快速有效才是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读报组充当了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担负起政治社会化的功能，从而得以广泛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统的政治教育渠道对政治社会化的贡献极为有限。早在解放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之时，以知识分子政治教育与思想改造为代表的政治教育政策就被明确提出来②。1949年初北平解放，全国开展了大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学习。然而，相比为数有限的知识精英，工农民众才是更广泛的存在，对其进行政治教育，完成政治社会化更加重要。然而，对于业已完成或者无法集中学习的社会大众而言，单纯依赖政府宣传或大众媒体的政治传播是无法确保政治社会化效果的，广泛发展读报组正是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 早在革命年代，读报组就得以创建和发展。1944年11月，李维汉在《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中提到，陕甘宁边区适应于群众文教运动的发展出现了大量“模范黑板报、读报组、工农通讯员、模范秧歌队”③。同样，1945年6月，董必武在《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一文中，也提到为大力发展教育，需“普遍发展黑板报、壁报、组织读报组，实行小先生制等等，使每个人都有学习的机会”④。《人民日报》在1946年5月16日创刊后第二天，就刊登了读报组的消息。平绥铁路“各段站间，均已成立工人读报组和业务剧社”⑤。发展情况较好的太岳地区，“全区有读报组2100个”⑥。 新中国成立后，读报组在上海的组织是伴随着全国范围内政治教育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上海被接管后，市委宣传部门、军管会的文教机关立即引导全市教师等知识分子展开政治学习活动。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政治与思想教育的方针、内容与方法被详细规定。与此同时，全国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政治学习、思想改造运动先后开展。一般而言，知识分子或者工人政治学习的组织形式有三：一是参加革命大学或短期培训班；二是参加行政机关举办的假期研究会、报告会等；三是参加本单位的学习小组⑦。然而，教育体量超大且不具备集体学习条件的广大民众无法通过上述渠道实现政治教育，而读报组则解决了这一问题，其作为政治教育的载体优势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读报组突破了一般教育机构、设施和载体对学习对象的限制。 成为执政党后，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政治教育开展政治社会化以实现政治整合，而传统政治教育渠道却无法应对新政府所面临的困境：一是教育对象是广大民众，教育体量极大；二是上海民众要么业已经过资本主义政治教化，要么受制于年龄或其他客观条件难以实施政治教育。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上海是拥有500万人口之众的超大型城市，即使剔除了知识分子和工人等单位人，难以进行有组织政治教育的非单位人口也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⑧。如此体量庞大的政治教育对象是无法通过传统机构和组织进行教育的，而读报组却能够通过组织化平台化整为零地实现对全民众的集中教育。就第二个问题而言，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浸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长达百年的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效斐然，因而其制度认同度亦较高，物质的、非物质的资本主义文化也未随着国民政府的瓦解而消散。相应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影响力却极为有限，普通大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大多建立在广为流传的谣言基础上，诸如“共产共妻”之说。 与此同时，尽管现代媒体在当时已经有了不小的发展，但无论书报或有声传媒覆盖率依然低下，纸质传媒对于文盲和半文盲为主体的社会大众教化意义不大。根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妇女文盲的人数，约占妇女人口的70%以上，以经济情况较好的新城区来说，全区共有妇女66000多人，而文盲就占到28000多人。而贫苦劳动者集中的杨树浦区，情况就更加严重，全区25000多个妇女中，文盲人数就有20000多，其他如普陀区、闸北区、徐汇区的情况也是类似，妇女文盲人数占到百分之八九十⑨。男性固然读书识字的比例高于女性，但在普通民众中文盲仍然不在少数。而读报组织及其活动则能够弥补传统渠道的不足，使得新政府的政治教育有可能向人民大众中深入进行。 第二，作为政治教育的媒介，读报组及其活动突破了传统媒介单向度输出的局限。面向民众的政治信息传送渠道，诸如政治宣传和媒体放送通常是单向度的信息输送，教育的实效性难以确保。事实上，一些读者“将报纸当做茶余酒后的消遗品，专门找刺激性的社会新闻。对自杀、抢劫等小事情，看起来津津有味；对国家建设、政治问题、工作问题、世界形势等大事，却感到无关重要。”⑩毕竟，对于普通智识的民众而言，政治概念、知识和资讯通常都是枯燥而乏味的。 然而，作为意识形态迥然不同于旧政权，且刚刚获得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政治教育的效果关系到其政治功能的发挥。因此，整个政治教育开展过程中，政府都希望实现对教育目标、过程和结果的介入和控制，读报组则契合了此种需要，正如新闻总署在《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的：“读报组应该是报纸内容经常的和有组织的学习者和宣传者，读报组同时应当向报纸报告地方情况和群众意见”(11)。事实上，读报组织及其活动一方面加强了与群众的联系。在《文汇报》的读报组组织公告中，明确指出，读报组是“为加强报纸和群众的联系，便利读者有组织地学习和宣传报纸内容，以进一步将学习和爱国运动结合起来”(12)。另一方面，读报也“加强了对政府的联系。报纸好像是一个桥梁，你对政府工作，地方生活有意见吗？可以批评错误和缺点，这样，人民政府将会更好的替你们办事情，报纸将更好的为你们服务。”(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