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8)01-0175-08 在古典向近代的转换过程中，关于政治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古希腊的哲学观念中，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同一的特征，政治即伦理是传统政治学的核心，政治面向的问题是如何通过伦理走向“善”的生活。千年之后，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首次将权力作为核心问题从政治中提炼出来，打破了伦理政治观在政治学研究中的统治地位，取而代之以权力政治观。由此，关于责任的政治观念也随着对政治认知的改变而转换。尤其在霍布斯、洛克以及卢梭等契约理论家的证成下，责任政治观念的逻辑起点由伦理转变为契约。契约论思想家们的贡献在于将统治者的合法性归于公民同意，彻底否认了詹姆斯一世的君权神授理论。社会契约论也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组织蓝图，是现代社会兴起的标志。①从此，责任政治观念开始走向“现代”，构建了“委托—代理”理论下的责任逻辑，将个人自由与理性的现代性观念灌铸其中，以人民主权理论奠定了责任政治的民主基调，拓展了责任的内涵，表现为伦理与契约的“双重责任”。可见，责任政治观念的演变同现代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现代国家复杂性与专业化的基本特征决定了责任政治必须摆脱伦理维度下单一的简单模式。 现代的责任政治观念与传统一脉相承，随着现代社会呈现出的新特征而拓展。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入发展将西方带入工业与消费社会之中，在整体性的开放社会中，思想叙事呈现出纷繁多元的景象。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繁荣的表象背后埋藏着各种矛盾，对于现代性而言，“矛盾和秩序都是现代实践的产物”②。现代思想家围绕责任而展开的论述，基本以批判性地分析与破解光怪陆离的繁华背后隐藏的现代社会矛盾为主线，责任的内容、形式、关系在承接传统的同时变得更加复杂。本文将首先分析现代性下矛盾的社会事实，并选取两位重要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与齐格蒙特·鲍曼作为分析对象，探讨现代思想中的责任政治观念。虽然二者的关注点有所差异，但是“找回责任”是他们破解现代社会矛盾性的共同旨归。 一、现代世界的矛盾性：责任政治面向的社会事实 鲍曼将矛盾性(ambivalence)理解为一种无序的状态，这种无序并不是没有秩序，而是一种由现代性生产但与现代性之原真性相背离的状态。从历史演化的角度看，政治社会的发展虽然内嵌历史规律的暗线，但制度结构也是人类基于理性的构造物。从政治与社会本身的意义来看，二者都表达了公共生活的基本内涵，社会强调了公共生活中群体互动的属性，政治则关注群体有序互动的制度安排。从现代国家演进的历程看，国家构造的复杂表现出群体生活的复杂化与多元化，按照道格拉斯·诺斯的观点，制度为人类提供了行动的约束，现代国家中制度在民主、平等等价值的浸润下提供“可信的承诺”。③ 无论是自发秩序还是理性设计，制度在现代蕴含了更加文明的价值。总的来说，政治与社会在现代世界呈现出三个特征：第一，现代文明价值成为权力运行的基本准则，现代之所以区别于传统，在于人的主体性得到广泛的承认与尊重。第二，社会分工的深入让不同群体相互区别却互有联系。一方面，人们必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便进行合作；④另一方面，国家这个庞大系统的各个部分(权力、社会、市场等)需要不断地联系与互动才能保证系统功能的正常。第三，现代世界是一个开放社会，参与和共享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吊诡的是，现代社会的光鲜背后却埋藏着风险的种子，这是现代社会之矛盾性的结果。矛盾性生长于现代社会的特征当中并与其产生撕裂，这种扭曲的状态正是现代责任政治观念所面对的社会事实，也是其要破解的基本问题。 1.现代文明与大屠杀 血腥的屠杀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战争、种族灭绝是大屠杀的主要表现。大屠杀是野蛮的象征，“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一次可怕的罪行。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受害者”⑤。在近现代历史上，最臭名昭著与残酷的屠杀莫过于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屠杀者之所以屠杀是因为他们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而疯狂、邪恶，但问题是：野蛮的行径为什么会出现在现代社会，现代文明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在暴力面前为何会苍白无效? 关于纳粹的大屠杀，阿伦特与鲍曼均有所提及，但他们对大屠杀的探讨遵循着两种不同的路径：阿伦特更多从人的角度剖析了大屠杀的内在原因，而鲍曼则以整体社会为出发点进行分析。 阿伦特并没有将大屠杀视为现代世界中的矛盾，而是极权主义的结果，但极权主义本身却是现代社会的变态产物。极权主义将个人、私人领域与自我决断的能力进行总体性摧毁，使私人彻底地融化在权力当中。极权主义的可怕之处在于将思想变得无能、毫无影响。阿伦特认为，孤独是恐怖的共同基础，是极权政府的实质。⑥在极权主义的规训下，人变得不会思考，因而出现了艾希曼那样的“平庸的恶”。在阿伦特看来，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对世界的态度更成问题的了，⑦尤其在黑暗时代，人们对世界的态度会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这体现出了特殊的人性。阿伦特反思说，在纳粹的邪恶力量下，雅斯贝尔斯坚持了自己的理想，坚守住了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但有的人不幸成为纳粹的帮凶，如她尊重的老师海德格尔，还有被她称为“平庸之恶”的艾希曼。 在鲍曼眼中，纳粹大屠杀不是“疯子”的一时冲动，而是理智的现代性的自然结果。“现代种族大屠杀并不是激情的一时失控，更不是一种无目的的、完全非理性的行动。恰恰相反，它是理性的社会工程的一种操练，是以人为的手段去促成。”⑧在韦伯眼里，理性化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特征，而在鲍曼那里，大屠杀恰恰是理性化的结果。鲍曼分析了犹太人在历史上的特殊身份，认为犹太人在他者眼中是作为“异乡人”的存在。再加之社会管理的工程化与技术道德的中立化，现代性下的大屠杀自然不可避免。为了更好地阐述问题，鲍曼将国家比喻为一个花园，园丁会将花园按照自己的想法设计和塑造成不同的样子，当园丁将犹太人视为“杂草”或“异乡人”的时候，犹太人就成为被铲除的对象。鲍曼认为，只要现代性继续下去，大屠杀就既不是异常现象，也不是一时的功能失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