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批评 《起源》一书刚刚出版便遭到了反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批判。自19世纪90年代起，这种批判开始集中于其中的“两种生产”理论。随后，马克思主义阵营也出现了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质疑，并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到20世纪50年代末逐渐转变。 (一)反马克思主义阵营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批判 在俄国，当1894年《起源》俄文版刚刚发行，以自由主义民粹派为代表的人士就于1894-1895年间在《俄国财富》《俄国思想》《神的世界》和《民族学评论》等一系列杂志上发表书评，批判《起源》中的“两种生产”理论。 1894年，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理论家、政论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俄国财富》第1期和第2期上发表文章《文学和生活》，批判《起源》中的“两种生产”理论。他首先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1]；其次认为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论证过经济唯物主义[2]，是“马克思的第二个我——恩格斯，为了论证经济唯物主义”[3]，在附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基础上，“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公式加上这样一个‘更正’：在劳动生产率极低的原始时代，起首要作用的人自身的生产即子女生产，和物质财富生产同样是决定的要素”[4]；最后得出结论：“在一种企求阐明世界历史的理论宣布40年以后，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对这一理论来说仍然是些不解之谜……而解开这些哑谜的钥匙，第一，是由一个与经济唯物主义理论完全无关、一点也不知道这个理论的人找到的；第二，是借助非经济因素找到的。”[5] 在《欧洲通报》1894年4月号上，俄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政论家尼·伊·卡列耶夫说：“恩格斯以新的思想补充了自己的观点，这种新的思想使得他的观点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假如在早年他只承认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是唯物史观的基础，那末后来，他承认家庭制度的研究亦有同等的意义，这是由关于婚姻关系和家族关系的原始形态的新观念的影响而来的，它促使他不仅单单注意到生产物的生产过程，而同时亦要注意到人类后代的再生产的过程。”[6] (二)马克思主义阵营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批评 与《起源》发表后受到反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批判不同，恩格斯逝世后，对《起源》中的“两种生产”理论的批评则更多地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两种生产”理论是否“错误”、是否“不精确”、是否是二元论提出质疑。 1.第二国际理论家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批评 亨利希·库诺最早质疑“两种生产”理论“打破了唯物史观的统一性”[7]。他认为，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使人感到，决定社会生活的因素除了经济方式之外，还有第二个因素，即人的生育种类和方式，或更精确地说，性交的种类和方式。”[8]“这样，恩格斯就完全打破了唯物史观的统一性，因为仔细考察起来，这种将性交和经济方式相提并论的作法说明，社会生活中只有一部分由后者决定，而另一部分则由性生活制约。”[9] 受库诺观点的影响，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卡尔·考茨基也开始质疑“两种生产”理论。伯恩施坦说：“就观察历史而言，要探讨的不是那自从远古以来便一成不变的人的生命的物质性生产和再生产，而是两性共同生活的形式和它们相互间的法律关系——家族制度及其在人类历史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是与生活资料生产方式的变化相并列而独立发生的，而是受到后者的制约的。”[10]考茨基指出：“他(恩格斯)的关于决定着社会发展的两种生产的观点，只在这两个因素各自独立发展的时候是有根据的。如果家庭和婚姻的不断变化着的形式，也同社会中的一切其他变化一样，归根到底归因于生产力的变化，那末，他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归根到底仍是决定发展的唯一因素。”[11]“如果认为性交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发生和变化，不依存于技术或经济的转化，而取决于某一其他的未知因素，那末，我们就要破坏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性。”[12] 2.日本学者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批评 20世纪2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经济学家、哲学家河上肇也认为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破坏了唯物史观的一元性，因为人类自身的生产不包括在物质生产力之中。他指出，从《起源》的序言来看，“恩格尔所谓实在的生命，和直接的生命的生产，是指维持人类的生命；所谓复生产，是指复生产人类的生命，即生殖子孙。然则左右历史的根本条件，虽然仍旧缠着‘生产’的文字；虽然表面上依然具备一元论的体裁；而其所谓生产，实际上，比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已更广义化着了。马克斯史观的特征，其一元的性质已完全被破坏了。”[13]“马克斯拿来做历史一元的动力之生产力是否果如恩格尔所言，包含人类生命的复生产，即是子孙的生殖，这是关于生产的意义之最后的疑问。马克斯拿来做历史一元的动力，明明是物质生产力。……这个所谓物质生产中，不包含人类的生产，(即人口的繁殖)殆无疑义。”[14] 3.苏联理论界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