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是继杜甫之后，在唐诗的抒情艺术上做出巨大贡献的诗人。尤其是他的近体诗，在杜甫律诗所达到的抒情强度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在情感类型上，在杜诗较缺乏的抒发个人生活体验方面，创造出“无题”这一新的诗歌类型，同时在现实情感、政治情感等方面也有新的推进。传统对于李商隐诗歌抒情性的思想根源或者说美学思想的解释，多从“诗言志”“诗缘情”等思想出发来认识。言志、缘情当然也是李商隐抒情艺术的美学原则，但是仅从这方面来认识，是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的。作为一个在诗歌抒情艺术上有巨大发展的诗人，李商隐在抒情美学上有自己的独特建树。有学者已经指出其“元气自然论”与他诗歌创作中的情志表现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李商隐以“元气自然论”为思想基础的整个抒情美学体系，显然还缺乏完整的把握。 本文认为，李商隐的“元气自然论”的哲学本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秦作为物质起源说的“元气自然论”，是中唐刘、柳重新思考天人关系的当代哲学思潮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李商隐用“元气自然论”来概括元结的文学，但更多的是借此提出他自己不同于韩愈一派古文家之文道论的文学起源论。其中所包含的尚真、任情的审美思想，是造就李诗在题材与风格上的独特性的重要原因，也由此形成李诗整体上的“缘情”特征。总之，李商隐将中晚唐之际流行的崇尚自然、提倡元气的思想，提炼为一种文学本源论，从而使自己的创作得到归位。 一、“元气自然论”的哲学本源及中晚唐以“元气”论文的情况 “元气自然论”是李商隐文学本源论的核心表述，也是其全部诗学观的重要基石。较早用“元气自然论”来概括李商隐的文学本源论的，是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李商隐从元气自然论的文学本源论出发，在诗歌创作方面，特别强调要言志缘情，抒写性灵。”①或受体例的限制，作者对这一重要问题未作系统的论述，也未见后来有关的进一步研究。 天道自然无为，元气化生万物，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一种重要的宇宙自然观，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在先秦哲学中，自然与“气”是两个重要的概念，并且常常联系在一起。自然论向来被视作一种本体论，而气则很早就被视作宇宙演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如《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②显然，作为道与万物的连结，“气”同时与作为本体的道(无)和作为体用的器(有)双方相联系，也具备向双方转化的可能。《管子·内业》提出“精气”的概念，建立先秦时代关于气的朴素学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此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萃乎如在于屺。”③汉代《淮南子·天文训》，则对于《老子》和《管子》的气说都有所吸收和发展：“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④汉代思想家在先秦“气”说的基础上，创造出“元气”这一概念，首见于河上公章句：“道始所生者一也，一生阴与阳也；阴阳生和、清、浊三气，分为天地人也。天地人共生万物也……万物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也。”⑤ 从哲学思想的发展来看，“元气自然论”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哲学范畴，应该是在东汉王充这里明确化的。王充对汉人已有的元气说加以发挥，建立“元气自然论”，成为这一物质学说的开创者和早期代表人物。《论衡·谈天》：“天地，含气之自然也。”⑥又《论衡·自然》：“夫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认为元气充塞天地，是万物的本源。元气的变化激荡，形成宇宙生命的千变万化，所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⑦“万物之生，皆禀元气。”⑧人为万物之灵，乃是因为禀受元气中最精微细致的部分，所谓“天禀元气，人受元精”⑨。“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多少，故性有贤愚。”⑩这些都是后来“元气自然论”的文学本源论的哲学渊源。 李商隐《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人之生也，变而往耶?人之逝也，变而来耶?冥寞之间，杳惚之内，虚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将还生于形，归形于气，漠然其不识，浩然其无端，则虽有忧喜悲欢，而亦勿能措于其间矣。”(11)其对生死的看法，显然受到上述自然天道观的影响。既然人也是元气所化生，人在社会生活中因种种境遇(生离死别、穷达荣辱)所产生的思想、意识和情感，当然也是自然、元气的表现。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抒写和表现人之性灵的，那么古人在讨论文学的起源时追溯至元气，也就是很自然的了。视自然、元气为诗歌之本源，是传统文学观念中早已有之的一种看法，其哲学基础正是作为一种唯物史观的“元气自然论”(12)。 传统文论中比较专门的“气”论，应该以《孟子》提出的养气说为最早：“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3)但孟子的养气说主要是一种儒家学说，强调道德修养与文学的关系，和“元气自然论”的文学本源论关系较远。最早将“元气”和文学相联系的，是西汉文学家扬雄。其《解嘲》云：“顾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叶扶疏，独说数十馀万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14)扬雄用“元气”与“无间”对举，以形容其《太玄说》之大者，可以说是以气论文的一种早期形态。到了曹魏时代，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传统所说的文气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有父兄，不可以移子弟。”(15)受到《管子》禀气说的影响，和“元气自然论”的文学本源论关系较近。梁代钟嵘《诗品》对元气和诗歌的关系的描述更加缜密：“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16)气—物—人—诗，环环相扣，艺术世界的和谐、节奏、韵律，无一不是气在主体心灵上的跃动。将上述环节加以简化，就是气一诗。此处的“气”正是天地之元气，也就是自然(17)。此说影响甚大，李商隐“元气自然论”的文学本源论，从逻辑的层面上，应该也受到它的影响。又萧统《示徐州弟诗》：“载披经籍，言括典坟。郁哉元气，焕矣天文。”(18)萧统与钟嵘为同时代人，他这里也将“元气”与“言”“文”相关联，认为文学应该是以自然、元气为本源的，和钟嵘之说形成一种呼应关系。可见在梁代，元气自然论已经是一种较为成熟且被普遍接受的文学本源论，也可视为道家思想影响文学理论的一种表现。李商隐自言其骈文学六朝“任、范、徐、庾”(《樊南甲集序》)(19)，古近体诗对齐梁绮艳诗风有很深的汲取，他的文学总体上与南朝文学的渊源极深，其文学思想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南朝文论家的影响，其“元气自然论”的文学本源论受到钟嵘、萧统等人元气论的影响，正是此种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更重要的是，从“元气自然论”中可以看到，道家思想是李商隐文学思想的重要渊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