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5-0121-07 “破体”为文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现象，它是作家追求创作个性和新变的产物。“破体”现象很早就引起了文学批评家的注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系统地表达了他的“破体”观。这一点吴承学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指出，其《辨体与破体》一文认为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对“破体”已作了周密的论述：“刘勰既承认文体的相参，又强调文体的本色，辩证地论述了文体风格的多样化与统一性，很有理论意义。”[1]值得注意的是，吴承学文中提及《文心雕龙》中和“破体”辨证相依、相反相成的另一个概念——“辨体”，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范畴，表达了刘勰对文体体制规范的重视和对文体之间界域的把握。要客观、全面认识刘勰的“破体”观，必须参照其“辨体”观。 刘勰最为重视各种文体的体制规范。《文心雕龙》自《明诗》至《书记》20篇，细致论述了30余种文体，对每一种文体从命名、发展渊流、代表作家作品，至体制规范进行了一一梳理。加之刘勰又每每把性质相近的两种文体放在一篇中论述，既指出其同，又细辨其异，辨体批评的意味就更明确了。《文心雕龙》称“童子雕琢，必先雅制”[2]P1034“才童学文，宜正体制”[2](P1593)“规略文统，宜宏大体”[2](P1102)“构位之始，宜明大体”[2](P816)“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2](P1649)。不论是学习作文，还是进行创作，抑或鉴赏批评，都应从文体的体制规范入手。刘勰试图为各种文体树立起“正体”，但另一方面，对于文体史上切实存在的“破体”现象也予以指明，并提出“变体”“参体”“别体”“谬体”“讹体”“失体”“解体”等概念，表达其“破体”观。从这些名词可以看出，对程度不同的破体，刘勰的态度并不一致，认识上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他以“正体”为参考，认为“变体”“参体”“别体”是“正体”的变化，它们的出现乃文体发展演变中的合理现象，基本予以认同；对“谬体”“讹体”“失体”“解体”等，则予以否定和批评，置于可接受之“度”外。下面通过对这些名词的辨析来考察刘勰的“破体”观。 一、对“变体”等的认同 刘勰在《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不同的篇目中提出了“变体”“别体”“参体”的概念，表达了他既重辨体又重文体合理新变的辩证文体学思想。 《文心雕龙》所谓“变体”之“变”，指向文体的功用、风格、体式、文章内容等各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文体功能上。刘勰在《颂赞》篇中提出“变体”一词：“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直言不咏，短辞以讽，丘明、子高，并谓为诵，斯则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2](P319)晋舆人之诵“原田每每”、鲁人之颂“麛裘而芾”，都指向人事，这与最初“容告神明”的“颂”相比，施用对象已发生了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刘勰显然持接受的态度。继之，屈原的《橘颂》“覃及细物”[2](P321)，则是“颂”体施用对象的又一变化，刘勰也是认同的。这种施用对象的扩大化，正是文体功能扩展的表现。但不管怎么变，“颂”“美盛德而述形容”[2](P313)的基本精神还在，施用对象的扩大带来的是“颂”体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刘勰认为这是合理的、必然的。与《颂赞》篇论“变体”相类，《哀吊》篇中，刘勰又论及“哀辞”之变：“降及后汉，汝阳主亡，崔瑗哀辞，始变前式。然‘履突鬼门’，怪而不辞，‘驾龙乘云’，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颇似歌谣，亦仿佛乎汉武也。”[2](P467)“哀辞”属“下流之悼，故不在黄发，必施夭昏”，其施用对象是“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3][P1906)，刘勰称崔瑗所作汝阳主哀辞“始变前式”，詹鍈解释为：“‘前式’，指哀辞最初的体式用途。哀辞原只用于夭折者，后不尽限于幼年。”[2](P469)此种变化，还是施用对象的扩大、文体功能的扩展，刘勰在认同的同时对此文内容上的失误也提出了批评。 其次表现在文体风格方面。《明诗》篇称四言诗为“正体”，五言诗为“流调”，四言诗的体制风格是“雅润”，而五言诗的格调则是“清丽”。五言是四言的变体，显然后者因源于经典，更受刘勰推崇。但他也承认五言乃四言的合理发展，认为其文体风格也是优良的。《定势》篇称“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这些文体乃“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2](P1125)的典型，可见“清丽”正被视为合于诗体规格要求的风格。对于五言之“清丽”，刘勰也是崇尚的，只是排在四言之“雅润”后而已。刘勰接受并认同文体风格之变。 再次表现在文章题材内容方面。《辨骚》篇中，刘勰谈及《离骚》对《诗经》的继承和改变，指出《离骚》在“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祇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2](P146)等四个方面，乃“同于《风》《雅》者也”[2](P146)，是对《诗经》的继承。但在“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2](P148)四个方面，是“异乎经典”[2](P148)的发展变化。虽然这些变化使《离骚》异于经典，成为《诗经》的“变体”，但刘勰对它的总体评价是“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2](P155)，给予充分肯定。刘勰所论《离骚》变于经典的四个方面，主要指向的是文章的题材内容。这些变化与战国中后期社会秩序的变化密切相关，乃时代特征在文学上的反映。刘勰事实上认同文学题材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