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最早的历史中，没有什么比其记忆术更为可怕的了。‘把一样东西在记忆里打下烙印，使它留在那里，只有能够不断刺痛人的东西才容易粘住。’——这是一句最古老的，不幸也是最持久的心理格言……无论人在什么时候认为有必要为自己创造一点记忆，他的努力都伴随着痛苦、流血和牺牲。” ——尼采《道德的谱系》 正如洛克所说的“如果没有记忆，我们就永远不会有因果关系的体会，因而原因和结果的链条也将不复存在，而构成我们的自我和个性的正是这个链条。”这个观点就是小说的特征。 ——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 用塞尔托的话来说，“记忆是一种反博物馆：位置是不确定的” 二十三年前初读《纪实与虚构》，至今还留有深刻的印象。那是记忆中的成长史：“我”随父母进城，在典型的上海弄堂中长大。在那细腻而又充满张力的文字中，我们体验着他者眼光中的上海情景。一颗幼小的心灵，如何经历了对母亲的认同与对这座城市的认同之间的撕裂：在做革命接班人还是弄堂孩子中的一员的抉择中，在革命新生活与浸透于这座城市的儿童游戏之间，在同志式的你来我往和家族式逢年过节的不同规约中，“我”经历了渴望融入和难以消化的内心摩擦与情绪纠葛，由此也浮现出我们所熟悉与陌生的面孔。在渴望与拒绝认同两股作用力的拉扯之间，我们也窥视了这座城市的尴尬情景，以及它的变异、扭曲和发展。经历了文学寻根运动的王安忆，在书写中继续发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家为何物?家乡在何处?发问也引发了母亲和父亲迥然不同的族系的一系列扑朔迷离的血缘谜团。一句话，成长与寻根的记忆构筑了《纪实与虚构》的双重编码。想当年，每每有人提到这些文字时，我便感叹道：“记性真好!”这句脱口而出的上海话自然以褒为主。王安忆的好记忆是有目共睹的，一些报纸上的新闻、案件、听来的故事经过许多年后都能成为其小说的来源，像《姐妹行》，“这个听来的故事搁了有十来年”；《匿名》小说的人物原型更是脱胎于她在三十年前听闻的一个教师在山间失踪的故事。读《月色撩人》时，我曾暗自惊叹，其中好些人与事，我都经历得比她多和比她熟，怎么我却忘了，她倒还记得。看来，记性好坏与一个作家的诞生与否休戚相关。难怪许多年以后，接触到另外一些上海叙事，像金宇澄的《繁花》、吴亮的《朝霞》等，我讲的还是这句话：“记性真好”。 “记性”只是一种说法，词义上讲它还是和“记忆”有所不同。后者作为忠实无欺的机能，没有特定的视角便无以就位。用塞尔托的话来说，“记忆是一种反博物馆：位置是不确定的。”记忆寓于走动、穿越、穿过某地，迂回前行之中。记忆的确立和实现是离不开语言和时间，这就决定了它和叙事是种命运共同体。记忆的丧失会引起空洞、缺口和空虚。没有人可以忍受一种真空的状态。小孩子喜欢将他们所经历的事情说给自己听。随着抽象技能的发展和语言能力的提高，孩子们日渐成熟，他们开始分门别类地处理自己的经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成长史便是记忆史。 1939年春，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开始撰写自传《忆旧》，两年后她投河自尽，《忆旧》一书是她死后出版的。弗吉尼亚的自传一开篇就描述自己的最初记忆：“那是我妈妈黑底衣服上紫色的印花。妈妈坐在火车或者公共汽车的车厢里，我坐在她的腿上，我清楚地看见她衣服上的印花。至今我仍然看得见她衣服上的印花，我想它们是银莲花吧。”在书中稍后处，作者提到了另外一个记忆，说的是她躺在海港小镇圣艾夫斯自家度假住宅育婴房的床上，听着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弗吉尼亚在书中写道，这两个记忆的奇怪之处在于，它们是那么简单朴实：“也许这就是童年记忆的特征，也是童年记忆的力量。后来我往那些记忆中添加很多个人情感，那些情感让童年记忆变得更加复杂，让它们不如原来那么强劲有力。这样一来，即使童年记忆没有失去原来的力量，也不会像原来那么孤立，完整了。”为了让记忆在时间中流淌，为了秩序和完整，虚构性想象免不了成为一种添加之物。这可真应了王安忆的小说书名：纪实与虚构。 弗吉尼亚关于自传的补充同时也提醒我们，记忆并不只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记忆总是当下的记忆，回到过去的记忆总免不了当下的参与。以《纪实与虚构》为代表的作品均写于1990年代上半期，对上海这座城市而言，这是流动性开始死灰复燃，怀旧情绪日益抬头的岁月。所以，王安忆书写上海1950年代的文字不会是一种纯粹的记忆实录，它总是有意无意，有形无形地裹挟着对当下认知的想象。 城市和流动性难以分割，而1949年的解放者进城则是中止流动性的一个开端，进城的念头除了陈焕生式的以外其他则从此断绝。这次进城虽非商品经济的产物，但也是一次成就“我”人生中与城市的一次邂逅，而且“我”不止在血缘上和这座城市有着某种瓜葛，甚至成长之地也浸润典型的上海元素。不止于此，作为第二次人工制造的知青返城无疑是这座城市流动性的再次运用，许多人成为作家正是这次返城的产物，而王安忆又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作为两次仅有的进城流动的亲历者，对于作者日后的城市书写，不啻是一次人生的恩赐。事过境迁，那和共和国初期命运相关的两次“进城”则成了作者宝贵的记忆。 流动性对城市的文化记忆来说至关重要，可以说没有流动性就没有城市化进程。这些年来，有一种私下议论，认为王安忆对上海并不熟悉。其实不然，熟与不熟都是相对的，何况，他者的童年记忆、视角、眼光和经验有时是“身在其中者”所无法比拟的。在当代中国，还很少有作家能像王安忆那样始终如一地关注流动性的。检索一下其几十年的作品：有多少像富萍一类到城镇打工谋生的故事，有多少像“新加坡商人”到上海的浏览者，又有多少离城打拼后又回归上海的人生记录。眼下的《红豆生南国》所收集的三个中篇，除了“乡关处处”是继续山里人月娥到上海做保姆的故事外，其余两个则更是了得，关注的则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