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6.005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章衣萍也许算不上一个多么重要的作家，但绝对算得上一个特别的作家。他与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现代文坛的顶级文人均有交集，也身受其影响。他善感多情，风流倜傥，诗词、散文、小说及翻译、古籍点校等，皆有一手，而散文小品是他最为拿手当行的文体，并且有着相当的质量。章衣萍一生漂泊，在南京、北京、上海、成都等多地辗转，而北京、上海对于章衣萍的创作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是一个有着明显“海派”倾向的“京派”作家，在1930年代京海合流的过程中，也是迅速由京派蜕变成海派的一个典型作家。章衣萍为文，有着足够的真诚与真挚，大胆与热烈。不扭扭捏捏、新鲜活泼而又勇敢的文格是其主要特色。由文及人，由人及文，我们都能感觉到一种特别的风趣与气骨，这是属于章衣萍的，更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品读章衣萍的文与人，大可管窥出那个特定时代特殊背景中“另类”文人的精神状态及其所表征的时代镜像。 一代狂才章衣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5岁进蒙馆，10岁随父在休宁县潜阜读小学，12岁因父亲开中药店亏本负债而辍学。14岁进入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两年，期间崇尚白话，爱读《新青年》，迷于白话诗、白话文，因“思想太新”被时任校长胡子承劝退。17岁去了南京，半工半读，几近乞食。1920年冬赴北京投奔胡适，在胡适家帮忙抄写文稿，同时在北京大学旁听。曾以“胡适的秘书”、“我的朋友胡适之”自居而自豪。此时的章衣萍虽无什么资本，然性格却狂傲而恣肆。1924年9月28日午后，经孙伏园介绍与鲁迅相见相识并开始交往，因有侠义肝肠，颇得鲁迅激赏。协办《语丝》，成为《语丝》周刊最初16位撰稿人之一。北京时期的《语丝》第1至156期，章衣萍以“衣萍”笔名撰文28篇，数量居周氏兄弟之后排第5位。此一时期，即1924年11月至1927年7月间，章衣萍一概本着刊物的固有宗旨，“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①。其文章主旨是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切关注，语词激烈，率真而叛逆，《樱花集》是其代表。 整体上看，北京时期的章衣萍是一位热血青年，率真坦诚，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情怀。他敢于与自己的恩人、同乡、师长胡适争辩，甚至直言批判。敢于嘲笑与讽刺徐志摩、梁实秋、余上沅等名诗人、名教授。在“五四”文化革命的洪流中，勇于揭开那古旧的、虚伪的传统的假面与现实的黑暗。在胡适、孙伏园、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新文学干将的影响下，他谈政治，谈文艺，追求政治上的进步。在帝国主义磨牙吮爪的眼前世界里，高调宣称自己爱世界，爱国家，反对一切取巧者、野心家、好出风头者利用爱国为升官发财的捷径。他高谈主义，不事生产，想着革命，甚至想着暗杀军阀、官僚，赞美那“穿短衣而严肃地在烈日底下奔走的无名英雄”②。1926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爱国学生惨遭段祺瑞政府镇压，刘和珍、杨德群等6名学生不幸遇难。章衣萍因此撰写“卖国有功，爱国该死!骂贼无益，杀贼为佳”③的挽联，以抒愤慨悼亡之情。他也曾深切地批判过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杨荫榆这个“大家庭的大家长”对女生的压迫。比之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为文的持重老成、庄严深刻，章衣萍不免孱弱，但他有的是青春与热血，其语言流利，自然大胆，妙趣横生。前辈名人的提携，加上自己的才情，章衣萍已然享誉当时的文坛。 然而，章衣萍究竟有着自己的个性。这个平常以“小僧”自居，长期在小庙修行养病的文坛新锐却早已显露出严重的“海派”气息。他坦言自己文章的写作“其实也不过弄弄而已，并不是对于文学特别喜欢”；“匆匆忙忙”写成的“几篇东西”，无非是想着“能赶快印出，赶快卖出，赶快多弄得若干金钱，以舒眼前生活的困顿而已”④。作为《语丝》中人，他练就了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身手，但同时摆出风流名士的派头，写着名噪一时、温情款款也引人非议的《情书一束》(初版时名为《桃色的衣裳》)。该书收短篇小说9篇。小说缘于章衣萍、画家叶天底、女作家吴曙天之间的三角恋，由其情书连缀引申而来。紧接着，《情书二束》又随之出版。虽有“乱伦”“嫖娼”“色情”之嫌，却让他自此扬名文坛。不过，也因此引来鲁迅的讽刺⑤。实际上，在北京的流离时期，章衣萍就已经流露出海派意味的“鸳蝴”气：“除却‘相思’难下笔，抛开‘含泪’便无词。”并且自认：“较之吃花酒、打牌，或举行聚餐会，也许稍觉‘风雅’耳。”⑥ 北京时期，章衣萍与很多新文学顶级文人皆有交往，尤其膺服周作人，并很得周作人的欣赏与肯定。周作人为章衣萍辑录的《霓裳续谱》写过序。受周作人的影响，其所思所想不甘流俗，处处流露自己的性情与笔意，显现性灵的幽光。他也追求着趣味，追求着平民化，但比之周作人，章衣萍的“平民化”似乎更有实感。他毕竟经历过因经济压迫而度过“几个烧饼一天的日子”，“抄写钢板而致手指肿痛的生活”，“也曾经历过夹衣过冬的贫寒时期”，虽然后来穿上了皮袍，戴上了金丝眼镜，吃上了“三餐白米饭”，但对低层民众仍有着更多的同情。他常常将烧饼店的小朋友、拉车的车夫以及一切苦朋友们引为同调，而有意无意地讽刺着北京的一切阔佬和那聚餐会的文豪们⑦。如果说“老辣”“深邃”远逊于周作人，那么率性与飘逸却是他的个性。比之当时的京派文人，章衣萍疏放自如，下笔放荡，善感却颓废，天真而多情。他写北京东城“斗鸡坑”的浪漫生涯，狂放而自由，尽情而骄傲，藐视世间一切的卑鄙、虚伪、敷衍、寂寞。在有着月光的晚上，他席地而坐，“喝着酒，拍着桌，骂世界，骂社会，骂人类，骂家庭，骂一切的无聊道德和法律”。有泪尽情流，有乐尽情笑。然而，究竟敌不了“那万恶的经济制度的压迫”，也无力反抗这个世界，理想“永远是天际的微霞，是地上的昙花”，于是他不自觉地成为顽固的“唯物”者，心安理得地谈着“金钱”与“女子”，执著于人生的声、色、香、味⑧。他“希望狂风和大火毁坏了眼前之一切的污秽而狭隘的房屋，在荒凉的大地上，再建筑起美丽而高大的宫殿来”，“希望彻底的破坏，因为有彻底的破坏，才有彻底的建设”。他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发展他的体力和心力到于极度”，“就是干坏了，也应该好好地干去，用全副力量去干”。他强调真诚与热烈，甚至说自己宁愿爱真实的恶人，也不喜虚伪的君子。这类多少有着个人主义的芜杂与芜杂化的个人主义的文字，半为感叹生存的困窘，半在抒发对于美与自由的向往，少了几许的“雅”，多了几分的“俗”。他虽有社会与文化的批评，却又总认为那是“僭越”的忧情。他懂得传统的固化及改变的艰难⑨，倒不如“时时高歌破昏冥，一声声，有谁听?我自高歌，我自遣哀情”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