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禁书、读经、大众语 《国闻周报》从1934年元旦起连载《边城》，四期后中断；3月12日恢复连载，至4月23日止。即将载完之时，沈从文的注意力被引向了个人的创作之外。 3月5日，《国闻周报》刊出沈从文的《禁书问题》，质疑当局在上海查禁二十二位作家的一百四十九种书籍，“我极希望当局有一点比‘迹近反动’的措辞更多一些的说明”，“在世界上我们不是极不愿意被别一国家别一民族把我们当成野蛮人看待吗?希望从别人方面得到尊敬，第一步就应当是自己不作出野蛮人的行为。”(17；63，68)①《社会新闻》当月两天连载《驳沈从文的〈禁书问题〉》，厉声裁决他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施蛰存起而为沈从文辩护，在六月创刊的《文艺风景》上撰文《书籍禁止与思想左倾》；不料鲁迅七月初在《新语林》第一期发表《隔膜》，阐发史实，说明“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不过是“隔膜”和“胡涂”，文章结尾才道出所针对之事：“施蛰存先生在《文艺风景》创刊号里，很为‘忠而获咎’者不平，就因为还不免有些‘隔膜’的缘故。”②——说沈从文是“忠而获咎”，恐怕也是有些隔膜。 8月1日，《大公报·文艺副刊》刊出沈从文的《从“小学读经”到“大众语问题”的感想》，此文的背景是：1933年间广东、湖南军阀通令学校读经，1934年5月南京发生文言与白话的争辩，6月《申报·自由谈》发表陈子展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和陈望道的《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两文，在上海展开了大众语问题的讨论。关于读经，沈从文的态度不仅明确而且一针见血：“国家与民族恶运，也不过在这些人统治交替中，多读一次经书，加深一层僵梦而已。”(14；73)而对于大众语问题，他以为比起热闹的“讨论”，更需要切实的“工作”。《文艺副刊》登载了杜秦关于南方大众语问题讨论的消息之后，又发表曹聚仁的《上海通信——大众语问题的新局面》，沈从文写《〈上海通信〉附记》，重申：军人提倡读经之无益可笑；文白之争争不了；白话文转入奢侈化，欧化，乖僻化，是必然的现象；拥护白话文者若徒然诅咒历史遗产，“该”弃去的未必“能”弃去。“建设应是去实行可行的‘方法’，不是许多高远动听的‘理论’。……我们也应明白单靠目前几个人泛泛的理论，并不能领导未来的作者，支配未来的作品，使明日新文学走它所应走的路。”“我真希望国内能有‘几个人’，在认真‘为大众’的原则下，肯冒点险，能甘于寂寞，认真来试写些作品，我愿意跟着这些人做去。”(17；69，72)9月7日《文艺副刊》第一百期，沈从文编发了胡适的《大众语在哪儿?》，作为副刊参与此一讨论的压轴文章。 9月出版的《文学》第三卷第三期发表了苏雪林的《沈从文论》，从题材的不同类型来分析作品，之后又观察他的“哲学思想”，特别指出：“沈氏虽号为‘文体作家’，他的作品却不是毫无理想的。……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苏雪林赞美“作者的天才”，惊异“他的永不疲乏的创作力”，不过却批评他滥用“过多的想象力”，“拼命将酝酿未曾成熟的情感，观察未曾明晰的对象，写成文章。……他文章的轻飘，空虚，浮泛等病均由此而起。……我常说沈从文是一个新文学界的魔术家……不过观众在点头微笑和热烈鼓掌之中，心里总有‘这不过玩手法’的感想。沈从文之所以不能如鲁迅、茅盾、叶绍钧、丁玲等成为第一流作家，便是被这‘玩手法’三字决定了的!”③ 杨振声邀请朱自清参加语文教科书编辑工作，12月14日，朱自清日记中写道：“沈从文先生来访，给我看杨的信。信中说当局已同意我协助编辑中学语文课本。……我告诉沈我将于下周进城与冯商谈。”朱自清是清华大学教授，编教科书属于“兼职”，所以得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商谈。二十日日记：“进城。沈给我看编教科书的计划。”④从此，朱自清和沈从文成为“在一处商量文字，斟酌取舍”(12；239)的同事；此前，因朱自清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委，两人已多有相处的机会。 二、“天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 1934年结束的时候，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沈从文处在了他文学里程中将被长久铭记的重要位置。这一年他发表各类文章四十余篇，出版了以下作品： 《游目集》(小说集)，上海大东书局； 《沫沫集》(批评集)，上海大东书局； 《如蕤集》(小说集)，上海生活书店； 《从文自传》，上海第一出版社； 《记丁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边城》，上海生活书店。 特别是《从文自传》和《边城》，以及本年开始分散发表的《湘行散记》，标示出沈从文创作的极高成就。 而事业的这一高峰阶段，也正出现在他个人生活中的幸福时期。 11月20日，长子出生。沈从文给胡适报喜：“兆和已于廿日上午四时零五分得了一个男孩子，住妇婴医院中，母子均平安无恙，足释系念。小母亲一切满不在乎，当天尚能各处走动。到了医院方知道女学生作运动员的好处，平时能跳跳蹦蹦，到生产时可太轻便了。家中一个老用人，兆和小时即为她照料长大，现在听说兆和又得生小孩了，因此特从合肥赶来，预备又来照料‘小姐’的‘少爷’。见小孩子落了地，一切平安，特别高兴，悄悄要大司务买了朱红，且说‘得送红蛋!’为了让这个老保姆快乐一些，所以当真就买了些蛋送人。”(18；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