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7.06.010 中图分类号：I206.2，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7)06-0088-12 北京大学源于东汉太学，肇基于道咸之际国门敞开以后，应运崛兴于戊戌维新的风浪之中①。桐城派学行继孔孟程朱之后，文章在《左》《史》韩欧之间，一脉文心，通贯华夏数千载精神之史。巍巍上庠，皇皇巨派，在神州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时代相遇②。 桐城派与北京大学的历史性相遇，大致可以截作四个时段：光绪二十七年(1901)底至清帝退位(1912)的清季新政时代，1912年至1928年的北京北洋政府时代，1928年至1949年的南京国民政府时代，1949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在清季新政时代，在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桐城派诸家云集，昌明国粹，融汇新知，使这座国家最高学府成为讲诵桐城之学的重镇。在北京北洋政府时代，中国尝试建立崭新的宪政体制，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取得辉煌成功，这时，桐城派的一部分学者次第进入北京大学，一部分学者陆续离开北京大学。他们在北京大学内外，应和着时代律动，主张在变革中有所保留，理解、支持北京大学师生的爱国行动，参与推动着北京大学和中国前行。在南京国民政府时代，北京大学全面发展，桐城派在北京大学学科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有形的桐城派在北京大学渐趋消歇，无形的桐城之学则早已融入北京大学的血液之中，化为永恒。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性相遇中，桐城派为缔造北京大学的民主、科学、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传统作出了不朽贡献。北京大学也以其崇高地位，为桐城派的发展和现代转型提供了新机。桐城派与北京大学互相映发，互相成就，“阐旧邦以辅新命”，协力推进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锻铸着中华民族的新的精神。 一、历史性相遇 桐城派与北京大学的历史性相遇，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动人故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清帝登临天安门，颁布《明定国是诏》，宣示启动变法维新，决定创办京师大学堂。大学堂的成败，取决于诸教习是否得力，更取决于总教习是否得人。因此，总教习的人选问题，一时牵动着政坛、学界神经，尤其牵动着当时在学界声华正盛的桐城派诸家之心。先一年(1897)，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得读《天演论》稿本，对严复的雄笔赞不容口。所以，他以为：“大学堂总教习，若求中西兼通之才，则无以易严幼陵。”③而严复的心思呢?据天津《国闻报》透露：“北京大学堂总教习，初拟有延聘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严复之说。京师讲求新学之士大夫莫不以此举为得人。”④《国闻报》由严复主持，自家的报纸刊出如此报道，可知素怀教育救国之志的他，对出任总教习一职也颇有些跃跃欲试了。但不知何故，此议后来作罢。这样，桐城派与开创时期的京师大学堂失之交臂。 桐城派与京师大学堂真正相遇，并在此牢牢生根，缘于张百熙主持学务。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初一日，诏命恢复在庚子兵燹中停办的京师大学堂，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湖南学术素来远逊江南和中原，自曾国藩集团崛起，人才始如云蒸霞蔚。曾国藩为学推尊桐城，桐城之学因此而风靡三湘大地。张百熙籍贯长沙，少时就读于城南书院，得桐城派名家郭嵩焘教诲，因而对该派学者青睐有加。在他接引下，桐城派学者鱼贯进入大学堂，并分任要职。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初六日，张百熙请旨，由吴汝纶出任大学堂总教习。他说：“窃惟大学堂之设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才之出，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必得德望具备、品学兼优之人方足以膺此选。臣博采众论，参以旧闻，惟前直隶冀州直隶州知州吴汝纶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足当大学堂总教习之任”。其“主保定莲池书院多年，生徒化之，故北方学者以其门称盛，允为海内大师，以之充大学堂总教习，洵无愧色”⑤。吴汝纶接旨后，以大学堂总教习身份东渡扶桑考察学制，受到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朝野隆重接待，其所著《东游丛录》为张百熙等拟定大学堂学制提供了直接参考。张百熙原拟举严复为副总教习⑥，但最终奏请添派桐城派分支阳湖派学者张鹤龄任之⑦。二月初七日，曾国藩之孙曾广铨到大学堂协助张百熙办理交涉事宜，十二月任译书局翻译科总办⑧。三月初四日，严复以“精通西文，于中学尤有根柢，于所译各书类能融会贯通，不失本旨”，被派充译书局总办⑨。五月初一日，译书局开张，林纾及其翻译助手曾宗巩、严复长子严璩等到局任笔述⑩。在大学堂任内，严复、林纾手不停挥，继续着其输入西学的翻译事业。同时，严复积极为张百熙整顿大学堂事务出谋划策，并手定《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颁行。八月，吴汝纶弟子绍英任支应提调(11)。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清廷于大学堂实施在学务大臣节制下的总监督负责制；十二月二十一日，由张百熙举荐，大理寺少卿张亨嘉受命担任大学堂总监督(12)。隔年(1905)十月，张亨嘉聘桐城派学者郭立山任国文教员。郭立山籍贯湘阴，为郭嵩焘族侄，张百熙门生，受知于曾督学湖南的张亨嘉，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13)。正是由于张百熙的擘画，桐城派学者联翩登进，在大学堂传道授业解惑，为桐城之学的发展，为这座国家第一学府的现代化，创下煌煌业绩。 桐城派在京师大学堂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是在柯劭忞主持大学堂经科和总揽校务之后。柯劭忞是吴汝纶的女婿兼弟子，研究元史的大师，宣统元年(1909)正月充大学堂经科监督，二年(1910)八月十八日暂署大学堂总监督(14)。柯氏在任期间，所聘经科、文科教员多为桐城派学者：宣统二年(1910)正月，林纾、郭立山、马其昶和姚永朴任经文科教员；同年十二月，陈澹然任高等科教员；三年(1911)二月，尚秉和任高等科教员(15)。一时间，大学堂里到处弥漫着桐城之学的气息。陈澹然籍贯桐城，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师事方宗诚，受诗古文法。其人恃才自负，狂放不羁；其文权奇动宕，恣肆自喜，常有逸出桐城藩篱之外者(16)。他继郭立山为国文教习，讲课时，宗尚《孟子》《战国策》《史记》，尤喜为纵横家言。《战国策》之文素以枝蔓沓冗著称，经他笔削后峻洁有力，使学生获益匪浅(17)。此一时期，大学堂里，单是追随林纾学诗古文者就有：黄濬、沈觐冕、李景堃、蔡璐、姚梓芳、刘复礼、胡璧城、陈器、姚鹓雏、缪承金、唐宗郭、史鼐、廖道传、胡祥麟、梁鼎元、郑训寅、郭步瀛、顾大徵、关棠、李道同、邹应宪、章撷华、王黻灿、杨绪昌、李振声、张国威、王之栋、段世徽、田世谦和刘盥训等(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