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小说以其另类、怪异以及颇具颠覆性的写作手法在文坛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时至今日仍然是评论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以今天的文学视野来看，先锋小说自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和艺术手法上的种种缺憾，但在当时可谓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变革，引一时之潮流。 “先锋”是法语中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词汇，它最早是作为一个战争术语被使用，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发展出一种比喻意义。然而“先锋这个隐喻——表示政治、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一种自觉的进步立场——在十九世纪之前并未得到始终一贯的运用。这也从一个方面揭示了‘先锋派’的称号为什么有着难以消除的现代面目”①。而关于先锋派，在西方的语境中也有着较大的争议，“由于先锋派这个词频频被用于激进主义的政治语言，当它被用于文学或艺术时，它往往会指向一种忠诚，人们可以从一位视政党宣传为自己主要职责的艺术家身上发现这种精神。也许主要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波德莱尔不喜欢也不赞成先锋派这个词和先锋派这个概念”②，他甚至相当明确地表达了对它的极度蔑视。 当然，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先锋”一词所代表的思想特征明显不具有波德莱尔所讨厌的政治意味，而波德莱尔所强调的那种不可化解的矛盾，“即存在于先锋派堪称英勇的不遵从主义和它对于盲目、不宽容的纪律的最终服从之间的矛盾”③也是不存在的。相反，中国的先锋派，最早是以反叛者的姿态出现的，甚至一度成为“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终结者，尽管它也最终难免沦为一种新的权威的可悲命运，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类生存的本源性与终极性的质疑，对历史缺失的特殊解释，存在或‘不在’的形而上思考，超距的叙述导致对自我的怀疑，对暴力、逃亡等极端主题的表现”④等等，使得先锋派在1980年代的文学潮流中独树一帜。先锋小说的出现，使得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当代文学创作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先锋作家把西方的现代主义、表现主义、心理主义、未来主义、新小说派、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潮都统统纳入他们文体实验的视野之内，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⑤而与此同时，关于“先锋小说”的诟病也随之而来，比如对于形式的过分强调，对于现实或真实生活的背离，小说内容的晦涩难懂等等，都是先锋小说备受指责和批评的艺术缺陷。关于先锋小说的意义、影响、得失等等，相关的论述已经汗牛充栋，在此不一一赘述。 先锋小说最早的源头应该可以追溯到1984年马原《拉萨河的女神》的发表，随后洪峰、残雪等人的小说写作，逐渐使得这一文学潮流为人所关注。但先锋小说真正开始产生影响力，是莫言、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等作家的出现及其作品的逐渐流行，而其中影响力持续时间较长并引起更多关注的是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一批出生于江南地区的先锋作家。当然，先锋作家群在江南的崛起并不是有意为之的文学安排，更不是冥冥之中的偶然与巧合，而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人文地理所孕育的一场文学风暴。对此，有研究者指出： 当然，如果硬要找出一个说法，或许就要归因于南方的人文历史和地理。南方那些水雾弥漫的雨季，为神秘的玄想创造了一种氛围，而从先锋小说作品中，我们似乎还能感受到南方雨季的潮湿和暧昧，那些神秘出入的人物和不可思议的故事。而在南方残存的那些传说和旧时代的遗迹，那些笼罩在迷雾中的老宅，都催生出南方才子们古怪的激情，烟雨茫茫的山水和霉烂、阴冷、玄奥、艳丽的生活都成了他们想象的资源。他们像是巫师、相士、道人，用不可思议的语言言说着不可思议的故事，并用神秘和玄奥刺激着我们的神经。他们像那些长久地生活在南方的智者与大师，如福克纳、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等，把充满才情的玄想带入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俗化的时代。阅读这些南方小说就像一次充满幻觉的远游，让我们一次次堕入非真实的魅力中。当这些南方才子们在一夜之间涌上文坛的时候，我们似乎再一次领略了南方的神秘、古老和怪异。它对热热闹闹的80年代是一种偏离和疏远，而这种偏离和疏远本身又证明着80年代的复杂和矛盾。只是这些复杂和矛盾常常被遮蔽了、忽略了，因而先锋小说的“偏离”和“疏远”，一开始就沉入一种寂寞的境地。⑥ 因此，先锋小说不是西方文学思潮“中国化”的怪物，而是扎根于中国本土文化深处，借着现代性而盛开的一朵奇葩。这在上述江南作家的先锋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江南文化的影响下，先锋作家在其叛逆、反抗以及另类的“西方化”的艺术品质中，流露出了或清淡或浓郁的“中国式”古典精神或复古倾向。 一 灵动意象与古典意趣 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自古至今，相关探讨不胜枚举。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指出：“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⑦可以说较早从美学角度认识到意象在创作中的重要性。《二十四诗品》中也提到“意象”：“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⑧著名美学家叶朗先生甚至不无偏激地强调说：“使古今中外的所有艺术具有同一性的，能彼此认同的，就是意象。”⑨就执着于形式革命的先锋作家来说，对于叙事手法的痴迷似乎是压倒其他一切表现手段的，但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关于意象的构架必不可少。不管是小说的命名，还是小说人物的塑造、故事氛围的营造，甚至于情节的推动，都能看到意象的身影。早期如马原的《拉萨河的女神》，格非的《青黄》《褐色鸟群》，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等等诸多先锋小说，都能看到意象在小说叙事与美学表现上的深刻印记。而到了先锋作家后期转型之后的写作中，这种意象的构架更为明显和突出。尤其是在苏童的小说写作中，与江南文化相匹配的意象有着更为写意的敷设，“不仅使他的小说获取了更大的表现的自由与空间，使叙述向诗性转化，而且使‘抒情风格’向更为深邃的表意层次迈进、延伸，尤其是在表现南方生活的作品中，意象与南方的自然、生态、人的存在方式、存在体验之间构成了各种神秘的文化联系，甚至可以说，南方就是一个庞大的文化象征或隐喻，就是一个无限丰富的意象。”⑩只有透过这些极具特色和代表性的江南意象，才真的能够体会到江南文化影响下先锋作家的古典精神或复古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