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至1980年，“复出”的高晓声在“新时期”文坛迅速“蹿红”。 “文革”结束，气象更新，高晓声被压抑20余年的创作激情，一朝解套，迅疾井喷。时入1979年3月，“‘探求者’案”①正式平反；同年，《“漏斗户”主》发表于《钟山》杂志1979年第2期，《李顺大造屋》发表于《雨花》杂志1979年第7期，一时好评如潮，喝彩四起，重返文坛的高晓声叫人刮目相看!1979年，实为高氏在“新时期”文坛崛起之年，他的短篇小说引动全社会瞩目，活跃的批评家谢永旺以《独树一帜——评高晓声的小说》为题，在《文艺报》专文评说——这应该是“新时期”最早评说高氏小说的专论。谢文肯定作家“致力于在人的命运中探求生活的真理，概括深厚的历史内容”，赞赏“这种探求是清醒的，严峻的，同时又是热切的，充满激情的”②，“他对于社会矛盾的解剖是深刻的”③，“作品巨大的现实主义力量使我们震动，使我们醒悟，使我们振奋”④。论者特别称道高晓声的创作“着力于写人，写人的内心世界”⑤，并且—— 作品洋溢着对农民的美好灵魂的挚爱，因此尽管揭示了人物的诸多不幸和一些社会问题的不易解决，我们仍然感到人民的力量，感到我们社会的前途是光明的。⑥ 谢文既赞赏高氏创作的“现实主义”品质，又肯定其“光明”的主题蕴涵。虑及谢氏供职于《文艺报》的官方身份，他的评说实际代表着主流文学界对高氏“复出”后创作的基本评价。 赞誉声浪未消，1980年2月，《陈奂生上城》又在《人民文学》横空出世；3月，《79小说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此时的高晓声雄心勃勃，《79小说集》的命名即可窥见其志，友人章品镇一眼觑定：“就是因为有这一点雄心，所以这个集子才叫了这么个特别的名字——《七九集》，因为作者相信能继续写出《八零集》《八一集》……的缘故。”⑦高氏后来自家披露：“我原来有个计划，十年写一百个短篇，一部长篇。”⑧心高气昂的创作计划，显示“复出”之后又迅速“蹿红”的高晓声的文学豪情和文学自信，还隐约可辨其内心幽处跃动着几许踌躇、自得——此景生此情，委实好理解! 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于1980年3月25日揭晓，《李顺大造屋》榜上有名。群众推荐和专家评议相结合的评奖机制，体现出评选活动汇合普通读者反响与主流文学界评判的意图。专家评议一方面使评奖具备专业品格，同时又“为文学评奖和群众投票设置了一道意识形态的保险套，使之能够不逾越意识形态的藩篱”⑨；即此而言，评奖结果汇聚着读者大众、主流文学界及官方的共识，《李顺大造屋》高票入选，表明它得到三方的一致肯定。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高晓声代表获奖作家登台发言——在国家文学体制中，这实在是一份很高的文学荣誉!获奖，并作为代表发言，这是双重褒扬；它落罩于高氏头顶，曾经的苦难与今日的荣耀，构成色差强烈的历史景象，苦难即此成为荣耀的铺垫。其时，另一位活跃的评论家阎纲撰文评点获奖作品，他的看法实际代表着当时主流文学界及官方的权威释读，其间褒评《李顺大造屋》：“写了将近四十年的历史，它在历史地探讨我国农民的命运方面，堪称独具慧眼。”⑩阎文如此阐发李顺大的形象内涵及作品的主题蕴涵—— 他是“跟跟派”，相信各种政策。他那貌似麻木的忠厚温顺，人们不仅同情，而且尊重。他绝非鲁迅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剧人物；高晓声对他既不怒，又不怨，反而在这个普通农民身上挖掘一种动人的民族精神——忍让，韧性，自信心。……《李顺大造屋》的高明处不在于“暴露”“伤痕”，而在纵观农民的历史命运。历来，我们总是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能不能说同样严重的问题是接受一下农民的教育?中国几万万李顺大式的农民，他们的善良和忍耐感天动地，对他们“总该变得好些呀!”(11) 读者的喝彩，主流文学界及官方的褒扬，荣获全国文学奖项，且作为获奖作家代表登台发言——经受了20余年的苦难，“归来的作家”高晓声健步跃登“新时期”文坛的“制高点”，被鲜花与赞声簇拥。 必须指出的是：主流文学界对高氏文本的阐述，包含彰著的政治意识形态内涵，例如，上述谢文和阎文中论涉“人民的力量”“农民的美好灵魂”“民族精神”等，实际隐含着政治理念的预设，而对“现实主义力量”的声张，则传达着国家政治对文学的召唤与规约。更值得注意的是：高晓声的自我评述，与主流文学界对其创作的权威阐释，同声呼应。譬如，上引谢永旺、阎纲的两篇评论，或则赞誉高氏小说表现出“人民的力量”“农民的美好灵魂”，或则称道高氏创作表现出了“普通农民身上挖掘一种动人的民族精神——忍让，韧性，自信心”，高晓声本人则在自述中同声相和—— 20多年中，我走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路。我所以没有被政治上、精神上、物质上的巨大压力压垮，就是由于人民给了我鼓舞和力量。我一再看到，我周围的农民兄弟，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难，他们从来不消沉，他们总是努力去克服。他们对生活的要求很低，但是甘于付出很高的代价，具体地担负着整个社会的重担。他们在困难面前的坚韧性和积极性，给了我多大的教育!我于是自然而然地同他们一起去斗争，成了他们中间的一个。我不能不说，人民是我生命的源泉。我写小说，就是要让自己和人民的脉搏一起跳动，就是写人民的苦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斗争，人民的希望，给他们前进的力量。通过这些，写出我对人民的热爱和感激。(12) 像陈奂生这样的人，是我多年在农村中见到的一种农民类型，可以从很多农民身上看到他的某些影子，也甚至在个别农民身上完整地体现出来。……他们活着，始终抱定两个信念：一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相信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二是坚信共产党能够使他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他们把根子深埋在现实之中，始终对现实抱着无限的希望，并且总是尽一切努力去实现那种希望。(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