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对文学的影响，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我们应该思考的是网络媒体对于21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综合影响，而不是沿袭二元对立的思维，将文学分为网络文学和非网络文学。现在有一种想当然的流行观点，即网络文学的特殊性源于网络媒介的特殊性，而非网络文学则与网络绝缘。事实上，在网络接近全覆盖的网络环境中，印刷文学已经无法屏蔽网络的影响。作为新媒介的网络与纸面媒介的重大区别在于其综合性，电影、电视、在线游戏、漫画、书籍、报纸、杂志的内容都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呈现。网络有力地推动了媒体融合的进程，不仅改变了媒体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媒体的消费模式，重新塑造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媒介融合对于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文学内容在不同形式的媒体平台之间的跨越性流动；(2)期刊、报纸副刊、图书、电影、电视、在线游戏等媒介形式及其相关产业之间的联合与协作；(3)读者、受众为了寻找不同形式的阅读体验和娱乐感受，在文学与其他内容之间游荡，在不同风格之间切换，在图书、网络与其他媒介之间迁移。这种融合将是一种持续的、渐进的过渡与转型。正如亨利·詹金斯所言：“媒体融合并不只是技术方面的变迁这么简单。融合改变了现有的技术、产业、市场、内容风格以及受众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融合改变了媒体业运营以及媒体消费者对待新闻和娱乐的逻辑。记住这一点：融合所指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终点。”① 一、新旧媒介的博弈 要对网络文学的未来走向做出预判，历史的经验可供借鉴。网络文学强调娱乐性和通俗性，其趣味至上的路线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商业化倾向，这与民国时期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确有相通之处。当然，世易时移，媒介格局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应当把网络文学视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简单翻版。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繁荣，其背景是报刊媒介的快速成长，报人作家群的写作方式和文学趣味都带有新闻化的痕迹，连载小说的文体特性与报刊的传播特性真可谓斗榫合缝，相得益彰。长篇报章小说“随著随刊，既省笔墨之劳，又节刊印之资，而阅者又无不易终篇之憾”②。媒体的变革拓宽了思想文化的传播渠道，强化了传播效果，让那些长期尘封的文人著述得以重见天日。《国学萃编》发布的“征求名家遗稿”广告宣称：“大雅宏达，著述等身，每以经济困难，无力刊版，后人宝守遗编，藏弆箧笥。徒饱枯蟫，终归泯灭，半生心血所在，著者有知，宁不悲恫。昔李穆堂云，刻人遗稿，如拾枯骼”③。 报章杂志在一百年前也是新媒体，而报章文学的境遇与网络文学的命运遥相呼应，在萌发期都遭到具有保守复古倾向的文人的抵制与鄙视。今日一些学者对于网络文学的态度，与章太炎对“报章小说”的评价极为相似。章太炎在《葑汉微言》中认为：“问：桐城义法何其隘邪?答曰：此在今日亦为有用。何者?明末猥杂佻侻之文，雾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后，异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矣。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风复作。报章小说，人奉为宗，幸其流派未亡，稍存纲纪，学者守此，不至堕入下流，故可取也。若谛言之，文足达意，远于鄙倍可也，有物有则，雅驯近古，是亦足矣，派别安足论!然是为中人以上言尔，桐城义法者，佛家之四分律也，虽未与大乘相齿，用以摧伏磨外，绰然有余，非以此为极致也。”④章太炎认为“新文体”远不如桐城古文，而桐城古文与魏晋文章相比又远为逊色，以一种复古主义的文学观点排斥新兴的文学现象。陈子展的评价颇为中肯：“章炳麟所说的‘报章小说，人奉为宗’，正是这种风行一时的文体。他以为这种文体还不如他所轻视的桐城派。其实这种文体正从桐城派、八股文以及其他古体文解放而来，比桐城派古文更为有用，更为适合于时代的需要。而且这种解放是‘文学革命’的第一步，是近代文学发展上必经的途径。不过这种初创的文体，做得不好，也有浮薄，叫嚣，堆砌，缴绕，种种毛病。”⑤吕思勉在《国文教学祛弊》一文中也宣称：“而今之偏主白话者，又谓文言绝不足学，日以报章小说及无聊之新诗授人，枉费功夫，难期进益，甚矣，其蔽也。”⑥由此可见，报章小说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在主流文化的视野中往往被轻慢，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吴虞在1912年正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记载：“雨。此后上半日看新学书，下半日看旧学书，晚看报章或小说，以娱散情志。”⑦ 从文体层面来看，清末报刊常用的“报章文体”也经历了一个生成、兴盛与消散的过程。在王韬、梁启超等的倡导与推动之下，“报章文体”发展成平易晓畅、条理清楚的政论文体，以自由的文风突破成规的束缚。梁启超认为：“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法家法，无复问者；夫宗派家法，固不足言，然藩篱既决，而芜杂鄙俗之弊，亦因之而起。”⑧维新变法、语言变革与媒体变迁形成了一种连锁反应。“报章文体”确实留下了报纸传播的烙印，但这一文体的发展无法脱离当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晚清的“报章文体”给“五四”的随感录提供了精神滋养，并逐渐发展为知识分子评议时政的现代杂文。就晚清“报章文体”的创作而言，集大成者无疑是梁启超，其纵览天下的气度和不忧不惧的气质为“报章文体”注入了内在的激情和奔腾的活力。也就是说，报章为这种文体的孕育与成熟提供了历史的契机，但其文化生命力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子介入现实、匡扶正道的人文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