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研究曹禺话剧《雷雨》的专著(这一系列论文集，1980年出版)，也是享誉学术界的经典作品。对这部学术著作，曹禺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一般都会注意到，像王兴平、刘思久、陆文璧编的《曹禺研究专集》，就收录了钱谷融先生五篇关于曹禺话剧的论文①，是研究者中收录论文最多的。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还注意到钱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谈》，并不仅仅着眼于曹禺话剧本身，而是他从他的“人学”理论出发，对作家作品的一种批评实践。如杨忻葆教授在《寻觅独特意蕴开掘艺术深度——从〈《雷雨》人物谈〉看评论的目标》一文中，提到钱谷融先生的批评实践，有着深厚的“人学”理论做支撑②。夏康达教授在《〈雷雨〉与〈雷雨〉人物谈〉》一文中，也指出钱谷融先生的《雷雨》研究“是《论“文学是人学”》审美理论的具体体现”③。钱谷融先生自己在《〈雷雨〉人物谈》后记中，追溯写作初衷时认为，当年是看到上海人民艺术剧团的话剧演出的消息，对导演的一些说法有不同意见，由此萌生了对《雷雨》人物进行研究的念头④。从上述的一些论述看，钱谷融先生的《雷雨》系列论文，其着眼点是针对当时文艺领域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有针对地进行批评，借谈曹禺的《雷雨》，而发挥他的“人学”理论。所以，今天的一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从学科角度强调钱谷融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对学科建设的意义，这种论述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与钱谷融先生写文章的初衷相对照，有一些出入，说到底，他不太会去考虑所谓的学科建设问题，他关注的主要还是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他对文学问题感兴趣。 钱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谈》，不是从文学史角度切入作家作品，而是从文学审美理论，尤其是文学欣赏的角度来展开批评。他对《雷雨》中的八个人物，逐个进行分析、鉴赏，用富有诗意的作品中的台词，画龙点睛地揭示人物性格特征。他批评周朴园，“你忘了你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啦!”；她揭示蘩漪“雷雨”般的性格，“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他评价周萍，“哦，你是你的父亲的儿子”；他描述周冲，是“夏天里的一个春梦”；他同情那个备受屈辱的侍萍，“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他哀痛青春美丽的四凤，“那——那天上的雷劈了我”；他描画鲁大海的报仇心理，“这本账是要算清楚的”；他鄙弃鲁贵的猥琐，“哼，他忘了他还是个人”。他的这些批评鉴赏，精准细腻，极富艺术个性，给很多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与当时，乃至流行至今的诸多将理论招牌挂在脸上的批评论述，形成了鲜明对照。 钱谷融先生的这一研究，最突出的是他对作品人物的关注，就如他在《论“文学是人学”》中所强调的，文学作品“必须以人为描写中心”⑤。这一命题，有些人是不赞同的，文学作品是不是一定要以人为描写中心，以山水诗为例，描写自然景观、万千气象，它也可以成为文学描写的中心。即便是描写人，有的作品中，比较偏重人物与环境的关系，而不是仅仅以人为中心。但在钱谷融先生看来，文学作品中，人必须是作品紧扣的对象，“文学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的人，应该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⑥。他这样强调人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言辞之间似乎有一种非此不可的紧迫感。的确，在《论“文学是人学”》的文章一开头，他就急于表明，在文学观念的理解上，有一种“工具论”的思想，正在误导人们的审美意识，这就是苏联文艺理论家季莫菲耶夫在《文学原理》中所强调的“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人在文学作品中是不是可以成为某种“工具”，这在一些人看来也是可以讨论的，但在钱谷融先生的思想观念中，难以接受，不仅不能接受，他还公开反对这种文学观。除了在理论上，直接阐明自己的“以人为中心”的文学观，他要在文学批评实践层面，正本清源，予以澄清。而曹禺的《雷雨》之所以落入他的视野，照钱谷融先生的说法，是偶然见报上报道作者修改了自己的剧本，而导演根据社会形势发展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些让钱谷融先生难以接受，所以急于撰文以正视听。可以说，他是怀着急切的心情，抱着极大的热情，撰写了第一篇论文——《〈雷雨〉人物谈》，分析的对象是《雷雨》中的人物周朴园和蘩漪，完成的时间是1959年9月30日，那一年，钱谷融先生正好四十周岁，趋于学术的成熟期。如果联系1957年他发表的长篇论文《论“文学是人学”》，就可以看到，那一篇论文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为响应向科学进军号召而动员他写的，那么《〈雷雨〉人物谈》则是他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主动写的，写的目的是觉得在新改编的话剧《雷雨》演出中，编导的艺术指导思想偏离了“以人为中心”的审美意识。 对于曹禺，钱谷融先生一直怀有崇敬的心情，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国文系读书时，国文系主任伍叔傥教授就邀请过曹禺来讲座，讲座的接送者就是钱谷融先生。后来曹禺到中央大学讲课，毕业了的钱谷融先生还回校聆听过几次⑦。他很佩服曹禺那么年轻就创作出了《雷雨》《日出》等精彩的话剧，他羡慕曹禺的多彩多姿的艺术才华，不仅能够创作剧本，还能够登台演出。所以，曹禺在钱谷融先生的心目中，是一种艺术的象征。而这种艺术象征的最闪亮处，就是曹禺作品中人物身上所蕴含的浓浓的诗意。钱谷融先生认为，曹禺“所写下的台词，都是既有鲜明的动作性，又有浓厚的抒情性，而且是充分个性化了的；同时又还十分精练含蓄，意蕴深厚，充满诗的意味。真正做到了戏剧的因素与诗的因素的统一，使他的剧作得以跻于最上乘的戏剧文学之列”⑧。钱谷融先生的这种感觉印象，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主观投射，而是与曹禺在戏剧创作中追求的审美意识之间，冥冥之中有一种莫名的契合。在1936年《雷雨》最早的序言中，曹禺说他是把《雷雨》当作诗来写的，并且从来也没有想到会演出，所以，“用了很多篇幅释述每个人物的性格”⑨。但1949年后，曹禺对《雷雨》做了几次改动，而且改动的幅度相当大，原来的序幕和尾声全被删除，第四幕等于重写。鲁大海、周朴园、侍萍等，面目大变，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的主题被添加上去，整部话剧从原来表现命运的残忍、不可捉摸和悲剧性，转变为揭示旧社会的黑暗和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所以，原来的死亡悲剧，被曹禺改得最后竟然连一个人都没有死⑩。面对自己曾经崇拜的剧作家，面对曹禺创作理念的这种巨大蜕变，钱谷融先生感慨万分，难以平静。他不仅要维护自己心中的艺术之神，而且还要消除那扼制剧作家艺术才华的魔障。所以，钱谷融先生几乎是迫不及待、不顾一切地完成了他的《〈雷雨〉人物谈》。他以曹禺的《雷雨》为现实版的理论教材，一一指出原有的《雷雨》那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是怎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