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的激进潜能

       [中图分类号]B561.59

       在当代思想史中，激进左派与英美语言分析哲学之间的深刻对抗无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令人诧异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种种社会事态的发展，却让当代左派的诸多代表人物都将发掘激进理论新资源的希望给予了一位语言分析哲学领袖——维特根斯坦。

       尽管维特根斯坦和马克思在理论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过去的哲学范式下，将维特根斯坦理论变作马克思意义上“改造世界”的激进工具是无法想象的。究竟是什么契机，让过去被左派理论视为对手的维特根斯坦走进了激进哲学的语境之中？当代左派重构维特根斯坦理论的逻辑是什么？本文将从三个激进哲学共同关注的维特根斯坦哲学主题出发，以此分析当代左派学者所作的理论嫁接的内在逻辑，以期发掘出一个新的哲学研究维度：从批判理论视角出发，探寻语言哲学所蕴藏的激进潜能，使之从“服从社会事实”的实证主义调转，成为“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

       一、维特根斯坦哲学是如何走进当代左派视野的？

       长期以来，英美语言哲学占据着当代西方哲学的“显学”位置，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然而，在过往英美语言哲学被引入政治(哲)学讨论的过程中，它更多地被应用于建立社会合理对话、多元社群等规范性政治框架，只是到了20世纪末，语言哲学才作为革命理论的辩护工具，逐渐被激进左派所激活。这一状况并不意外：以维特根斯坦哲学为代表的语言哲学，自诞生以来就以元理论的形式扮演着当代“经院哲学”的角色。在西方学术话语下，它与社会批判，乃至革命气质相去甚远，建基于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之上的逻辑实证主义，甚至一直是左派批判理论的对手。既然如此，维特根斯坦哲学又是如何具有被改造为当代左派的理论工具的可能性？

       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知识界中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的式微以及话语理论的兴起，为摆脱自身的理论困境，激进左派开始借用后现代解构理论及语言—符号学，以此将社会主义策略寄托于作为“语言游戏”的话语斗争上。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当代左派代表人物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坚持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为话语霸权斗争做辩护。与之相呼应，日本左派学者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在《作为隐喻的建筑》中以维特根斯坦哲学阐释《资本论》，进而在语言哲学的框架下重述一种新的马克思社会批判—革命理论。

       无论是拉克劳、墨菲还是柄谷行人，他们实际上都从维特根斯坦的视角重新审视话语理论，从而反思当时的社会批判理论路径：话语分析路径的基本假定在于，肯定先于思想与行动意向而存在的意义结构体系，而这一体系(作为逻辑学意义上复杂的形式系统)的完备性恰恰是值得怀疑的。一方面，维特根斯坦在此恰好起到了与哥德尔(以形式逻辑的方式论证了高阶形式化公理系统的不完备性)内在批判殊途同归的效果。他从外部否定了“语言游戏”的绝对一致性，这在拉克劳和墨菲的意义上成为了发生话语霸权斗争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关于“生活形式”(作为“语言游戏”发生的基础)与其外部关系的论述，为拉克劳和墨菲以及柄谷行人阐发后现代语境下的“差异性”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视域，拉克劳和墨菲从而在“反宏大叙事”的氛围下，用激进的方式重述了以“差异”为导向的后现代生活的政治主张。

       20世纪90年代，拉克劳等人所开辟的维特根斯坦式激进理论范式，在左派阵营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在《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乐》一书中，齐泽克将拉克劳等人对话语体系的一致性的质疑拓展为对意识形态完备性的否定，从而挑战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假设。在齐泽克看来，维特根斯坦恰恰在元理论上为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奠定了基础：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分析事实上等质于解构的策略，它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论证了拉康的命题——“大他者不存在”，这为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在另一个维度上，阿甘本在《潜能》中拓展了左派关于维特根斯坦“生活形式”的探讨。“生活形式”在此被阐释为“生命形式”，于是维特根斯坦理论也被挪入了生命政治“吸纳/排斥”策略的分析和批判上，为无预设的共同体生活(命)形式之潜能做辩护。

       可以说，阿甘本所开辟的“维特根斯坦理论—生命政治”范式，为21世纪意大利激进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等人，打开了以语言哲学阐发生命政治的理论运作的空间。在这一路径上，最具代表性的是维尔诺。21世纪初，维尔诺在《当语言成为肉体》《大众：否定与创造之间》等著作中，就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中的“述行”(performatives)维度进行了专门的讨论。“述行”概念发端于维特根斯坦，并由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和埃米尔·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所发展，其基本内涵在于强调“说话即是做事”，也即语言具有社会效力(而不仅仅是语义学含义)，这正是维尔诺所看重的。借助于维特根斯坦理论，维尔诺指出了“语言游戏”所具有的现实社会效力，这在语言成为后福特制生产的主要方式后便更加突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