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中首次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必然要求”[2]。笔者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背景、政策性内涵、必要性、任务以及与总需求管理的关系五个方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以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背景 国内学者主要从西方供给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个层面展开研究。 在对西方供给学派的研究层面上，大部分学者指出，作为20世纪80年代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经济政策重要理论依据的供给学派的主张虽然与中国当前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即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等，但是在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等方面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政策目标而言，卢峰(2016)通过对“里根经济学”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短期目标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美国实施供给学派经济政策的长期目标是化解政府过度干预管制所带来的种种经济弊端，短期目标则是解决高通货膨胀率，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目标是提升供给系统对需求的反应灵敏度与效率，短期目标则是应对经济周期下行与结构转变双重调整的挑战[3]。胡鞍钢(2016)指出“里根经济学”的政策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而中国目前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较小，而结构性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两大主要矛盾，因此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更多的是解决结构性问题[4]。政策目标的不同自然导致政策手段的不同。郭克莎(2016)以英美实施的四项供给管理政策为例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西方供给学派实行的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和收紧货币政策手段并不适用于当前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5]。陈小亮和陈彦斌(2016)认为如果按照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手段来实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虽然能够弥补产出缺口，但是却会加剧通缩压力，因此他们认为中国不能盲目照搬英美供给管理的政策手段[6]。林毅夫(2015)则以产业政策为例，指出发达国家在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时是反对产业政策的，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产业政策要准的内容[7]。 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层面上，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逄锦聚(2016)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和社会总产品实现原理为理论基础[8]。金碚(2016)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供求理论为基础，指出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握好以货币侧为核心的货币经济需求侧和以产品侧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供给侧两者之间的关系[9]。洪银兴(2016)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和劳动价值等理论分析了中国当前供给侧所面临的问题[10]。丁任重和李标(2017)指出中国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马克思主义供给与需求理论为基础的，与西方供给学派存在显著不同，超越并且丰富了西方供给理论[11]。谢地和郁秋艳(2016)指出针对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广泛存在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要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去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12]。 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性内涵 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性内涵是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因此本节将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内容两个方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性内涵进行阐述。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大部分学者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有效供给、加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张卓元(2016)指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更好地满足广大消费者的精神和物质需要[13]。马建堂(2016)指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供求矛盾主要表现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部分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力于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使供给能力、供给质量和供给结构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与生态需要[14]。金碚(2016)[9]、厉以宁(2017)[15]、贾康和苏京春(2016)[16]、王一鸣(2015)[17]等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国内学者主要从结构层面和体制机制层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进行了阐述。从结构层面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对由于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而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进行结构调整。刘世锦(2015)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就是全面提升中国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体体现为推动要素市场流动、重新优化组合、矫正扭曲[18]。杨伟民(2016)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降低要素配置的错配程度，具体包括三个层面的要素：企业内部的要素配置及其组合、企业间的要素配置结构以及产业间要素配置结构[19]。杨晓维(2016)认为结构性问题的本质就是资源配置问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改革改变现有资源配置方式，让资源配置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高[20]。郭克莎(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取向是促进资本、劳动、土地、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进而带动结构调整优化、经济转型升级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5]。李佐军(2015)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推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21]。从体制机制层面而言，吴敬琏(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消除政府在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的体制性障碍，建立起一套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22]。田国强(2016)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根本的是有效市场制度供给，应以深层次市场化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23]。洪银兴(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就是要建立起有效防止和解决无效和低端产能、缺乏市场需求的库存、高杠杆带来的高债务以及成本持续走高等问题的制度结构[10]。贾康和苏京春(2016)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通过改革化解制约中国长期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深层次制度因素[16]。黄群慧(2016)指出体制机制问题是产生结构性矛盾的根源所在，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化解结构性矛盾，实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