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小说必须忠于事实。事实越真实，小说越好看。 ——弗吉尼娅·伍尔夫（Virginia Woolf）① 对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在国外学界有过很多讨论，其主要关注点是文学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们所熟知的是布迪厄的场域和惯习等概念对文学社会学研究的启示，其讨论文学可以作为认识社会的一个机制（参见刘晖，2014；布迪厄、华康德，1998）。但它基本还是一个缺乏范式、牵扯广泛的领域，理论和方法也无定式（Ferguson et al.，1988；Wendy Griswold，1993）。很多学者不愿自己归为文学社会学这一名下，但不能否认有很多文学的社会学实践，每个实践都遵循着自己的学术传统。随着跨学科实践的增长，它越发成为一个开放的领域（严蓓雯，2011），但争议也颇多，根本原因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范式差异。概言之，在学界它还是一个跨界的存在，且基本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这意味着它是一个反学术体制的存在，而牺牲多样性换取一个体制，或许也是很多相关学者所不愿看到的情况。 对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在当下国内主要存在于文学领域，而且也还是一个相对边缘的领域。自1980年以来，国外的相关译作大概有十几种。文学视域下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更容易被纳入一种人文传统，且枝蔓难以尽数。在研究取向上，一般而言，文学视域下的文学社会学，它与美学和文化理论密切相关，关注文学文本本身；而社会学视域下的文学社会学则对文学本文及其表现形式兴趣极小，它主要关注文学这一社会事实的总体条件及其作用（方维规，2011：6）。 有关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在国内社会学界还是一个偶尔被提及的问题。主流的观点认为文学是虚拟的材料，它与研究者收集来的一手素材（包括数据），以及历史档案类的资料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不可信，而后者正是主流社会学使用的主要资料，即当下的主流社会学中多以这类资料作为基础，去观察社会结构特征。但我们也会发现，这类结构特征多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层面进行的，而缺乏情感、心态、认同等主观层面的分析。近来在社会分层领域中，也有学者去讨论主观阶层感知和不平等问题，但所用的方法也多以问卷形式收集资料，并多以“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变量作为考量的重要基础。诚然，这对于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进一步的思考空间，但囿于素材，还有很多无法尽力之处。例如对于社会心态的讨论，对此，尽管主流学界做了很多努力，但整体而言还一直是社会学的短板所在。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视角方面，社会学的分析，主要以实证社会学作为传统，在研究实践中强调一手调查和实践，而忽视了二手资料。另一方面，社会学的人文传统一直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即作为文化的社会学一直在社会学中缺乏其应有的地位，它经常被一些实证研究者操作化为一些变量，如受教育程度、读书的数量，等等，如此的方法导致我们对文化本身无法进行更细致和全面的考量。 费孝通（2003）在晚年的学术反思中尤其提出了这一点，并指出社会学应该“扩展传统界限”。在这里，他尤为强调了加强社会学的人文性及其人文传统的必要性。其中，他提及了文学层面的一些案例，如李白的诗歌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但是对于文学在社会学中应该如何自处以及能够发挥怎样的功能等问题，还没有被系统论证。这也是本研究提出问题的缘由之一。 本文试图以记忆研究中的文学维度为例来初步探索：以文学作为社会学的“田野”是如何可能的，从而力图通过文学的途径给社会学的研究增加一些“人文性”传统。 一、田野意涵的扩大与文学作品作为“田野”的意义问题 在讨论本文的核心关注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什么样的资料才能进入社会学视野的问题。在质性研究领域，社会学研究深受人类学的田野观念以及相对应的方法影响。“田野”概念对社会学的质性研究具有极为核心的意义和影响。它往往意味着社会学家需要到实地通过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获取一手的资料，以区别于历史学家的二手文献研究。这在费孝通早年求学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在20世纪30年代，他甚至有意拒斥历史学的文献资料。当然，这也是社会学在中国初创阶段的学科特点。 在人类学领域，随着学术反思的不断推进，“田野”的含义在不断扩大，这一脉络有利于理解我们提出的“文学田野”何以可能的问题。有关远方的田野观念，来自早期人类学家的田野实践及其成绩，如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安达曼岛人”，等等，他们以扎实的海外田野研究，展现了欧洲社会以外的“未开化”的民族和地区的文化特征，他们认为如此可以更好地认识自身。 长期以来，在人类学的田野考察中，“海外”是一个必要条件，似乎严格意义的田野都要到本民族以外的地区开展，从而才能获得一个“文化震惊”，进而达到认识自身和自身社会的目的。这也是费孝通（1990）的“江村经济”受到同窗好友利奇批评的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费孝通和利奇之间的分歧存在一个质疑和论辩的过程，他们都有各自的认识论理由，现在看起来似乎无关对错。 与利奇的批评不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同时也被认为是人类学的一个转向，即由观察外民族转向对本民族的讨论。这一特点被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是一个优点。马林诺斯基（2009：278）认为，费孝通拓展了人类学田野的范围，即人类学家可以做本民族社会的研究，甚至可以选择在自己的家乡。 事实上，在现代，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社会的来临，源于人类学的田野概念，发生了很多的转义过程。中间有困惑，也有论辩。诸如有人提出“坐上火车去了远方”才是田野的定义，而有人提出“人生何处不田野”这一更为大胆的假设和观点，即我们的生活、我们身边的故事、甚至我们自身，都是田野。还有一些学者在理论层面不断拓宽对田野概念的理解。例如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2017）对“田野、文本与历史记忆”之间关系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他将田野、文本、社会记忆、表征等概念放在一个逻辑层面去讲述。他认为，这些都是某个社会文化的外在表现，而在这些表现之外，存在一个需要学者去探究的“社会本相”。这一“社会本相”多关涉特定社会的“情感、意图和意义”，即它是文化层面的社会结构和意义问题。他甚至提出非常值得展望和践行的文化研究路径，即在作家的作品中分析其所描述的社会认同和群体认同问题。他认为，这些作家的作品同样是社会的文本和表征，同样可以用来研究特定群体的认同本相。但是颇为遗憾的是，一般而言，主流人类学家的共识是，去追寻特定群体的认同，需要做传统的田野研究，即走出去，访谈和观察这一人群和机构，由这类表征去认识上述研究问题，并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这一路径是正统的也是“正确”的，但排斥其他路径的做法则是存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