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各地集中兴建了大量工人住宅,也投入了大量租房资源来供应工人,包括家庭住房和集体宿舍。这些住宅既解决了部分工人的住宿实际问题,同时承担着工人阶级“翻身”的象征任务,深刻改变了城市空间结构和个人日常生活。从经验和细节出发,整合空间、制度和心态史,重返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现场,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和集体、国家乃至世界的复合关系,也有助于我们综合性地把握20世纪50年代这个非常重要的起承转合时期。社会主义社区设计的公共性特征,也能为今日的城市规划与住区设计提供借鉴。理解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住宅,可沿着三个最相关的脉络进行文献和范式回溯:社会主义城市;工厂集体住宿制;20世纪50年代生产生活合一的单位体系。 一、20世纪50年代工厂住宅的历史制度性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厂职工住宅以“社会主义城市”为总体背景。所谓社会主义城市,可总结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包括土地公有制度、短缺经济、再分配制度、单位制度、街居制度在内的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制度逻辑,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组织和个人行为,乃至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梁莉,2014:53)自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中国的诸多城市从多样、匿名和有密度的消费性城市,变成一个生产工业品的生产型城市。工厂的设立、工人居住空间的扩展,以及医疗、教育、抚养、娱乐、疗养等在内一系列福利设施制度的铺开,随着社会主义城市的工业生产实践,共同改变了城市的肌理。住宅从不均等持有的消费品,变成社会福利和由国家及其代理人进行再分配的资源。具体到本文关注的20世纪50年代,即三年恢复期(1949-1952年)和第一个“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年),住宅建设分别占全国基本投资的10.59%和8.8%(罗岗、李芸,2017年)。同时建筑和设施的费用按照单位体制“条条下达”,各个单位的级别和财力决定了其住房的投入高低。相比集体企业,国家和单位投入给大型国有企业的住房建设资金规模更为巨大。社会主义承诺满足每一个成员的基本需要,但多数物资常处在短缺状态(科尔内,1986),城市住房尤甚。实行“供给制”的城市新兴住宅社区文化带有浓厚的工业化、集体化、样板化、规范化和统一化等特征(丁桂节,2007:179)。“为生产服务”作为社会主义城市原则在工人住宅得到了相当程度地实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阳泉煤矿工人的集体宿舍在同工种、同班次的前提下分组住宿,家属则以生产上的队、组进行规划和安排。同时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和管理民主化,并编排了班、排、连、营等组织(张旗丽,2014:41)。 从平行比对的意义上来说,理解国内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住宅,需要检视同年代中国之外,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厂住宿。散布城市阴暗角落的城市工人阶级居住状况之恶劣已在恩格斯等人的经典著作里得到呈现;傅里叶主义者设计建造的“工人之家”作为乌托邦精神社区,有丰富的社会制度安排方面的积极构想,①希望能够实现平等、共享、人人得益的社会理念(谭刚毅,2012)。同时,一些资本主义新兴工厂地处偏远,基于实际需要也普遍兴建集体住房以便吸引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在有社会改革意识的企业主心中,工人住宅作为工厂配套设施也担负着教化功能。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工业制度无法再营造一个温情脉脉的社区,维持经济繁荣成为直白单一的工业目标(赖特,2015:72-91)。目前工厂为雇员提供宿舍的做法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欧美及日本工厂家长制管理实践的一个伴生物,保护、规训与控制兼备(Ackers,1998;Hazama,1997)。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宿舍劳动体制”将大量外来农民工进行暂时性安置,以此来承担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宿舍劳动体制意味着管理权力对工人生活的渗透,对工作日和劳动时间的随意延长及灵活控制(任焰、潘毅,2006)。 对比之下,大规模工人住宅区不仅仅是一种居住模式,也是对居民从工作和生活两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落地实践。职工有高涨的生产热情,普遍以厂为家,工人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劳动与生活世界的合流,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的共生。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对生活的吸纳,在一定程度上是伴随着工人阶级自主意识的形成而生发的。工人阶级对自身主人地位的认知,也依赖于一系列重新组织和打造单位空间的实践。“生产与生活高度合一”的超大型工业社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占地面积大和高度集中等特点。空间的封闭性、边界感以及一系列制度体系,让工人及其家属体验到强烈的“单位办社会”的氛围(田毅鹏、吕方,2014:9)。在大型单位里,人们对社区的信任感、参与感和对公共组织的归属感、依赖感都空前加强。空间影响主体认知方面最有象征意义的例证或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上海曹杨新村。在这个劳模工人、工人干部优先入住的工人新村,“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曹杨新村赋予居住者以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尊严和优越感,成为新中国重塑阶级格局的符号意义浓烈的标杆(任翀、李晔,2014)。 二、基本观点、分析资料以及方法 通过上述对社会主义城市和单位体系背景的回溯,并对比资本主义工人住宅,本研究认为需要从工人阶级主体性实现的角度来把握20世纪50年代工人住宅的内核。住宅间接反映出、同时也塑造了当时社会关系的积极方面:工作和生活相融贯;工人个人的成就感、认同感和工厂、国家甚至社会主义阵营直接贯通;个人和社会动员体系保持了有机联系,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被期冀着捆绑实现。新的住宅体系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安排,以社会而非个人的方式定义“发展”,同时又不排除个人完满自身的需要。这种空间—实践通过涉身化(embodiment)参与、劳动者福利安排、社区集体生活制度三种途径形塑着社会主义新人的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