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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西方的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建立在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其整个政治经济制度更加贴切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转轨使得制度环境对经济运行和企业行为有着重要影响，这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运用提供了制度基础，也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提供了研究机会。本文结合新兴市场环境下的制度特征，利用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构建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新的分析性框架。
二、西方传统社会责任理论：回顾与反思 企业社会责任虽然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它实际上是对古老哲学问题新的阐释与演绎（张国庆，2009）。在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那时社会就要求商人在经商时关注社会福利与公共道德。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源于20世纪初，1924年美国学者谢尔顿（Oliver Sheldon）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一词，但当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1953年，霍华德·鲍恩出版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书，使企业社会责任正式走进人们的视野。 目前，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但就国际社会而言，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①也正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缺乏统一的定义，在企业社会责任内容的界定方面，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如卡罗尔（Carroll）“金字塔”理论、“戴维斯”理论、“三个同心圆”模型理论、“三角”理论，等等。虽然对于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有着不同的定义，但其内涵基本是一致的：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起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保护其权益，以获得在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尽管如此，现实中对于企业为什么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是什么，却饱受争议。对此，西方学者有着不同的有关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一）古典经济学的工具理论 1.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经过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人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并称之为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模型是利己、理性的人类行为，把人类设定为“理性地追求最大效用的个体”，即“经济人”。在它们的分析框架中“经济人”在从事经济活动中绝不受任何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影响，只是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打算，它们总是不带任何感情地、孤独地行动。所以对于这样一种假设和模型的设定有研究认为它是对19世纪物理学的粗糙模仿，物理学里有刚性小球，经济学也把人想象成原子式的，物理学里有简谐振动，经济学也把市场想象成均衡的。 在古典经济学坚持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立场下，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营利性机构，是一个超道德（Amoral）的实体，它们有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利用资源并在游戏规则许可的范围内提高赢利能力，为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服务。古典经济学信奉的格言就是：“Business's business is business。”亚当·斯密是这种观点的早期倡导者，他认为人们在自利本性的激励下会自动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财富，而一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和提升一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所以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追求私利的个人行为，在既定的合适法律和制度结构下，会无意中造成有利于全社会利益的结果。 2.工具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 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作为实用意义上的理性人，具有完整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全的信息和准确的计算能力，经过分析和权衡，能选择比其他人更好的（或者至少是不差的）满足自己偏好的行动。这样的理性就是解释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与其所可能达到的结果之间的联系的工具理性，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概念。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取得利润最大化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它没有跳出“股东利益至上理论”的桎梏，企业社会责任只有在有助于提高企业赢利能力的前提下才值得去行动。如企业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捐助以及在特殊时期的捐赠，可以引起社会公众与媒体的广泛关注，而这样的广泛关注对企业而言具有很好的广告效应，增强企业产品在市场的销售，同时这种慈善性的行为可以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从而创造良好的企业品牌，最终能给企业带来高额的回报。因此在古典经济学的工具理论下，企业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会借助各种工具，这些工具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企业的经济属性完全控制着企业行为的方式，至于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只是它们在无意中实现的结果。在古典经济学工具理论框架下衍生了企业社会责任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社会责任功利主义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