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嵌入性：理论发展 社会科学对社会关系与经济之间的关联保持了长久的研究旨趣，“嵌入性”的概念提出者能够追溯到亚当·斯密，他曾在《国富论》以及《道德情操论》中论述过这一主题。《国富论》自1776年发表，就成为有史以来最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在过去的240年间，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其中心论断是，利己主义与自我调节是驱动个体与社会的财富得以发展的动力机制。然而，18年前，即1759年，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重点讨论了同感与移情——个体对他人的福利产生固有的兴趣并且会关注它，这里他将道德与社会关系视为社会基础。《国富论》的论点恰好与当时英国和欧洲正在壮大的工业发展与个体创业精神相一致，因此几乎立即获得了关注和赞扬，而《道德情操论》则逐渐淡出了学术背景和政治舞台。无疑，斯密从未放弃对情感的兴趣，也关注个体作为“公正观众”（impartial spectator）的能力的重要性，同时保持了对移情（即从他人的视角来考虑）的兴趣。他认为这种能力使个体能够调节利己主义（Smith，2002：Introduction），事实上，斯密将情感与利己主义都看作指导人们行为的与生俱来的“看不见的手”（Smith，1776，2002）。然而，尽管《国富论》获得了学术与政治关注，斯密对于同时存在的嵌入性——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的看不见的手如何互动以及如何相互影响——所做出的潜在贡献，却被忽视了。 直到大约160年后，也就是1944年，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重提这个话题，嵌入性问题才再次出现。波兰尼（Polanyi）广泛分析了英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的工业发展，他从土地、劳动力（人）和金钱三个关键要素的角度，描述了经济和社会的转型（1944：第6章）。在前工业社会，人类依附于土地，经济活动同时也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通常，人类经济湮没在社会关系之中。人们不会为了占有属于物质财产的个人利益而采取行动；行动则是为了维护个人社会地位、社会声望和社会资产。只有当物质利益适合这个目标的范围，人们才重视它们。”（1944：48） 波兰尼认为，随着市场在工业革命中的出现，学者、政治家和商人建构了一个“虚构”的和“乌托邦”的社会，这个社会将市场看作自我调节的系统，而劳动力、土地和金钱则变成了在市场中交易的商品。而本来总是与市场相伴随的“法规”（regulations）（1944：71，第6章）则被视为市场与发展的障碍。“工业——劳动、土地和金钱——成了商品，工厂体系要求出售工业要素……土地、劳动力和金钱为出售而进行生产的谎言却成为社会的组织化原则……凸显出来一种要素：劳动力——而在过去这个技术术语被用于人类……人类社会成为经济系统的附属品。”（1944：79） 波兰尼认为，两次反向运动竭力减弱市场社会虚构的和“自我破坏性的机制”——即相对于劳动力、土地和金钱的法规与制约市场的行动（1944：79）。他简要叙述了19世纪重新引入社会的学术努力（1944：第9章，第10章），然后著作中的大部分内容都致力于叙述从1795年以来，尤其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各种管制运动。 波兰尼为什么没有像详述法规与政治发展一样，将社会复兴看作市场社会的反抗手段进行详细说明，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在波兰尼写作的时候，民主力量与共产主义在与法西斯政权的艰巨斗争中获胜，他似乎对管制的反向运动和新兴的政府形式给予了更多希望。他简要解释了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法西斯主义失败的原因，以及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为何能够成为替代性的调节管理体制（1944：第20章，第21章）。 尽管如此，在关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上，波兰尼确实留下了一些重要见解。他认为，工业化扭转了局面。社会活动成为市场的附属品，“不是经济被嵌入在社会关系中，而是社会关系嵌入在经济系统中”（1944：60）（本文作者强调）。这里波兰尼提出嵌入性被转变了。在市场社会之前，经济扎根于社会关系中，而在转变到市场社会之后，社会关系则嵌入在经济中。 对我们来说，斯密和波兰尼对社会关系与经济之间可能的关系——嵌入性论题——的初步发展做出了贡献。不幸的是，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关于这个话题的学术讨论都不完整。斯密并没有将情感和利己主义这两个主题纳入到一个理论系统内。①波兰尼清晰地确定了嵌入性论点，然而，他构想了“大转型”背景下的模式，认为这种转变破坏了经济根植于社会关系的“传统”理解，将其“转化”为嵌入在经济中的社会关系。同时，他并没有说明这种趋势是否可以扭转。 正是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在1985年意识到并极大地推动了该主题的发展。尽管他没有引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而且只是简单地提到波兰尼，但他把嵌入性问题作为理解经济与社会关系之间联系的核心主题。他明确指出，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中，纠正了认为嵌入性只发生在前市场社会的误解（1985：482）。他主要批判了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生活的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的观点，强有力地指出，现实市场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利己主义的立场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关系等因素的制约（1985，2005）。他显然赞同波兰尼的观点，也认为“纯粹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社会是虚假的和乌托邦的——这是一个没有现实和实证分析支持的理论调和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