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17)05-0003-08 一、引言 传统中国是以地缘、亲缘、职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1]在“熟人社会”中，个体的社会关系结构简单、社交活动范围有限，社会交往双方信息比较对称，容易建立和维持彼此间的信任。改革开放后，中国从传统型社会逐渐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快速增长扩大了个体的社会交往空间，个体开始走出单一封闭的社会交往舒适圈，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交网络。传统的以“关系”为本位的社会关系结构逐渐瓦解，基于情感“熟人社会”的人际信任逐渐弱化。然而，现代社会基于“契约精神”的制度信任却尚未完全成型，新旧社会规范、功能交替时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信任机制断裂，甚至催生了社会信任危机。尽管大量研究证实教育对社会信任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但关于不同阶段的高等教育与不同社会类型下的社会信任的关系如何、是否发生变化、发生何种变化的研究还比较缺乏相关实证研究。本研究的目的是基于已有微观数据去实证分析在社会转型期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作用变化情况，具体思路如下：第一，验证高等教育是促进社会信任的提升的有效途径；第二，考察不同成长背景下的群体接受高等教育对其社会信任提升的作用差异；第三，分析不同出生年代群体接受不同发展阶段的高等教育对其社会信任作用的大小变化。 二、文献综述 社会信任反映的是对陌生人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1]，是构成社会资本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2]，关乎社会和谐稳定与集体凝聚力，有助于化解集体行动困境，减少经济与社会交易的成本，是善治的润滑剂[3]，是反映社会和谐程度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因此，学界多个学科领域都对社会信任问题倾入了关注与研究。从宏观层次来看，文化与制度差异无疑是影响社会信任的重要因素。因为一个稳定的文化价值观念往往能够促成社会形成互信规则，当这种文化意识没有遭到破坏时，其就能起到维持社会信任的保障功能[5]。同样的，稳定的制度使交易活动成为重复博弈，使欺诈等不信任行为会在下一次交易活动中得到报复。因此，制度对信任的产生及其维系具有重要作用。另外，政府行为对社会信任也有重要影响，在政府对经济干预较多的省份，人们对陌生人越不信任；官员腐败现象较多的省份，人们也越不容易互相信任。当然，在相同的文化、制度与政府规范下，很多微观因素也将影响个体的信任感，经济状况、个体的流动性、个人文化观念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在形成社会信任中发挥重要作用。[6][7][8] 由于教育与个体认知水平、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等紧密联系，且个体的认知水平、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又是影响社会信任的重要因素，因此，Clark(1983)和Putnam(1995)将受教育程度视为影响社会信任最重要的因素[9][10]。基于美国1972-1994年度“一般社会调查”数据，Brehm & Rahn(1997)发现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会提高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居民通过教育提高经济状况而生活于更为安全舒适的社区，往往具有更高的安全感，从而更有可能信任陌生人。[11]Alesina & Ferrara(2002)基于美国1972-1994年度“一般社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其社会信任水平越高。[12]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1981-1997年期间66个国家的三次调查数据，Guiso et al(2003)推论，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都有着积极作用。[13]Yamagish(2003)认为高等教育可以使精英学校的学生成为高程度信任者。[14]Huang(2009)等人也发现教育对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15]然而，Delhey & Newton(2003)以1999-2001年度德国(包括前东德和西德)、匈牙利、韩国等七国为例的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对于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而居民的乐观程度、控制感、幸福感等虽然偶尔会显著提高其社会信任水平，但作用并不稳健。[16]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的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教育事业也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尤其是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不仅提升了居民人力资本和综合素质，还带动了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提高。因此，依托高等教育提升社会信任是构建和谐稳定、普遍信任社会的重要支撑保障。围绕教育对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国内也开展了不少研究。奚春华(2005)发现教育程度、收入、就业状况及其职业对居民的社会信任均无影响。[17]但随后更多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王晖(2011)发现受教育程度与社会信任存在正相关的关系。[18]罗龙真(2014)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实证检验教育程度对社会信任的显著影响。[19]才国伟和吴华强(2016)利用2012年全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数据，也发现教育水平对社会信任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0]史宇鹏和李新荣(2016)以义务教育为例，使用2003年和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发现义务教育等公共资源供给不足会导致人们之间的不信任程度加剧，且对于争夺中处于较弱势地位的群体来说这种效应表现得更为明显。[21]朱博文和许伟(2016)基于CSS2013全国大规模的调查数据，探析社会公平感与普遍信任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公平感中包括义务教育在内大部分结果公平变量与普遍信任之间无显著相关，包括高考制度在内的机会公平变量与普遍信任之间呈显著正相关。[22]针对高等教育对居民信任感的影响，黄健和邓燕华(2012)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与2008年英国全国儿童发展研究数据研究发现，中英两国的高等教育都有效地促进了社会信任的形成，但两国的形成机制存在差异。在中国，高等教育以其经济效应机制作为影响社会信任形成的主要途径①，而英国的高等教育却主要经由非经济效应机制，即通过加强个体对价值规范与制度安排的认同而作用于社会信任的形成。[23]周菲(2016)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无论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化教育时期，高等教育都有效地促进了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24]蔡蔚萍(2017)对CGSS2003和CGSS2013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2003年，高等教育以其经济效应机制和非经济效应机制作为影响社会信任形成的重要途径；而在2013年，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通过非经济效应机制——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认知来作用于社会信任的形成。[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