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7)10-0016-07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改革的不断深化，大学治理也相应地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权力问题一直是大学治理理论的核心所在，它引发了不同专业领域学者的研究兴趣，并形成了各种观点。同时，学术界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即大学内部权力必须讲求合作与协商，对其实现路径的探讨也逐渐归拢。总体来看，目前关于大学内部权力方面的多数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要素、结构、制度、模式等方面，主张以“硬治理”来实现大学内部的权力均衡，以求实现大学内部的有效治理。然而，美国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大学内部的有效治理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权力要素等结构因素的重建并不能完全确保治理的有效性发挥，还须探究新的治理因素，寻求“硬治理”之外的治理路径。 在组织行为学领域，沟通、共享与互动是人际交往及组织交往的基本行为要求。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平等对话、双向沟通、良性互动等非结构因素在大学治理中也至关重要。正如德尔等学者所言，在共同治理模式下，大学权力主体之间互动合作的人际关系才是大学实现有效治理的根本，沟通与对话是大学内部有效治理的核心构成。因此，沟通、共享与互动正是实施大学内部权力合作与协商的关键性要素，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治理模式可谓之“软治理”，它发挥着“硬治理”之外的重要作用，形成对“硬治理”的补充。从“软治理”角度协调大学内部权力关系，是一个具有很强现实意义的新研究范式。从现实层面来看，我国大学内部普遍存在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等权力失衡问题，距离形成沟通、共享与互动的权力关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当务之急是明确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互动的基本取向，寻求新的治理文化。 一、相互依赖：权力互动的内源动力 当今的大学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群体，而是一个很复杂的实体，并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适应性变革和结构性迁移。与传统大学相比，当今大学有着许多独特之处，既是多元利益社群的组织，又是若干意义上的多元机构。其内部结构庞大而灵活，使命多元而复杂，行动边界含混，内部社群繁多。其中有学生群体(本科生群体和研究生群体)、学术人群体(人文学者群体，社会科学家群体，科学家群体，各专业学员群体)、所有非学术人群体(主要是行政人员群体)。[1]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对现代大学的描述最为贴切。他认为，大学是一个变化无穷的城市，“有人在城中迷失，有人在城市中高升，大多数人使自己的生活适应城市许许多多亚文化中的一种……与村庄和城镇相比，‘城市’更像文明的总和，而随着文明的演变，城市越来越多地成为文明的内在部分，并且城市也越来越快地与周围的社会发生互动”[2]。一言以蔽之，当下这种巨型大学处于有组织的无序运行之中。 1.复杂性造成大学内部权力的相互依赖 无论中世纪大学还是现代大学，其永恒使命始终是对高深学问的理性分析、科学鉴别、深入阐述、广泛传播和创新创造，并主要通过以学科为单位进行的学术活动来实现。 从学科的“内视”逻辑来看，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知识传统和研究领地，凝聚成一种“只能由其成员含糊地感受到而不易为外人所知觉”[3]的学科文化。这种文化经过许多代人的长期积淀，突出学科的内在逻辑轨迹，形成高度自觉的思想范畴、学科符号、价值标准、研究方法和行为准则，从而建构起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构成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让学科领域以外的人难以知晓和感悟。基于此，大学学科传统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导致学者对本学科有着难以割舍的学科情结。 然而，学科发展并没有始终如一地保持纵深发展的态势。随着当下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的日益复杂，学术研究在前沿领域与尖端领域不断突破，某些新近出现的学术问题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学术细分领域所能涵盖。这些问题通常涉及诸多不同学科，突破了传统的单一而封闭的学科界限，亟须走出固化的学科结构模式，对不同的学科话语进行综合排列与重新组合，形成学科间的开放、不确定和合作的矩阵式网络状阵容。经过不断的碰撞、呼应，大学各学科萌发出一种新型关系——学科互涉。[4]当下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既要把学科当作“是一种联结化学家与化学家、心理学家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专门化组织，它按学科，即通过知识领域实现专门化”[5]，又要“遵循学科的‘外视’逻辑，超越单一纵向的学科发展模式，打破原有的学科边界，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在学科边缘中寻求学科话语间的共鸣与创新，加强学科间的协同与交错，共同解决现实问题”[6]。因此，当下大学学科发展处在内视逻辑与外视逻辑并存并重的复杂关系之中。一方面，互不干涉的学科发展依然有其合理性，不同学科的学者“没有相互交流的冲动，当然也没有能力这样做……社会学部落的学者很少涉足物理学家的领地，也不知道他们的研究内容”[7]；另一方面，以解决问题为研究平台的学科互涉也是合理的，其旨在突破学科界限、对学科进行重新组合与编排，从而促进技术科学、自然科学甚至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交叉与渗透，形成学科问的合作与共建，促成所有学科的有效交流，共创财富。 既然学科发展的复杂性不可回避，那么大学只有正面积极地迎接学科发展的现实，改变传统的内部治理理念和架构，理清内部关键力量的权责关系，张扬大学内部权力的不同优势，为抢占学科发展的制高点而努力。跳出“权力优势”这个视角，更值得关注的是“权力劣势”。面对学科发展的“独立”和“开放”并存的错综复杂关系，在大学内部治理中两大主要力量——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都无法在学科发展的复杂态势中凭一己之力而游刃有余，都有无能为力之时，可谓之“权力失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