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7)06-0137-11 英国著名学者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是引领文化研究浪潮的重要旗手。他不仅是最先开始关注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学者之一，而且一手创办了英国乃至世界文化研究的大本营——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at Birmingham School，以下简称CCCS)。因此，现在任何一个想谈论英国文化研究的学者，可能都无法绕开霍加特的研究成果。 国内学界对霍加特的关注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①。到目前为止，他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可和多维度的分析、借鉴。尽管如此，国内的相关研究中仍存在两个较为明显的不足：其一，对霍加特的认识普遍存在一个较明显的偏离，即将他的研究视为大众文化研究。其实，霍加特的真正关注点在“阶级”而非“大众”。从研究目标来看，他是要从文化维度界定究竟何为“英国工人阶级”，并希翼在此研究基础上对抗美国式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从影响来看，他研究的影响力也主要表现为“使英国研究中对于阶级的关注显著地增长了，并成为了这一领域的中心关注点”(Linkon 149)。其二，国内对霍加特的深入研究基本止步于《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尽管《识字的用途》或许是霍加特学术生涯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但仅靠这本书去理解、评价霍加特的研究却极易低估霍加特研究成果的总体价值。事实上，霍加特是一位十分高产的学者，一生仅成册的书就有二十七本之多②。因此，局限于其早期研究并不利于我们从整体意义上思考霍加特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成果。基于上述国内研究的缺失，本文以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为比照对象，分析其不同阶段研究的变化和发展，试图从总体上梳理和探讨其所进行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的价值，以求挖掘出该研究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意义。 一、开启阶级文化的研究向度：《识字的用途》 20世纪上半叶，“文化—文明传统”(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Tradition)使英国人文主义研究中精英主义盛行。该传统的代表人物利维斯(F.R.Leavis)曾在一场公开演讲中将工人阶级文化贬斥的一文不值：“他们努力工作以换取片刻空闲，却不知如何利用，只会在宾果游戏中填格子，挥霍钱财，在西班牙吃炸鱼和薯条。他们的生活只有空虚，所以才需要酒精、性爱、食物、背景音乐、报纸电视来充实生活”(“The Culture Wars”)。该言论激怒了英国广大工人阶级群众，他们认为这是文学界反社会的激烈表现，由此英国国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精英主义浪潮。在这场浪潮中，霍加特、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工人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成为了抨击精英主义文化观的领军人物。霍加特更是明确提出，相较于那些曲高和寡的精英文学，日常生活和经验反而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社会的存在方式、状态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从这一立场和视角出发，他在1957年出版了《识字的用途》这本分析工人阶级文化的杰出著作。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虽然不少学者与英国文化理论家斯道雷(John Storey)所持观点一样，认为该书观点的正确性仅限于对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工人阶级文化的描述(49)。但如果就霍加特的本意来看，他写作该书的主要目的其实并非要追忆一战后的英国工人阶级文化，而是要批判二战后大众文化对工人阶级文化的侵蚀，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担忧和希望，正如霍加特在日后访谈中明确说明的那样，“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才是开头，前半部分只是容纳这些事情的背景”(吉普森、哈特雷83)。此外，从他原本想将该书命名为《文化的滥用》(The Abuses of Literacy)也不难看出其真正的写作目的③。正因如此，这本书才被当时的学界视为对“二战后‘富裕社会’工人阶级命运的关键性陈述”(McGuigan 199)，而非对之前乌托邦社会的沉溺。由此出发，才可见该书的价值所在。 霍加特通过此书重新划定了英国文化的研究范围。他提出，“工人阶级内部态度的连贯性和变化比他们(指利维斯、艾略特等人)所考虑的复杂得多”(About Literature 30)。由此出发，他在《古老秩序》(An “Older” Order)中研究了自一战后至1950年代之前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变迁，内容正如该书的副标题“工人阶级生活面面观”(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一样，事无巨细地再现了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强调了工人阶级的“行为弹力的不易弯曲性”，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拥有……一种十分强大的自然能力，该能力使他们通过适应或同化他们在新事物中想要的东西，并忽略其他，使得他们在变化中存活下来”(Hoggart，Uses of Literacy 20-21)。同时，他又在“新秩序的形成”(“Yielding Place to New”)这一部分中斥责了50年代后大众文化对工人阶级文化的侵蚀。通过这种对比，霍加特塑造了两个在文化上鲜明对立的阶级——“我们”(工人阶级)和“他们”(资产阶级)，在“我们”的文化中，邻里和睦、包容、忠诚等优秀品质随处可见，而以自动点唱机(Juke Box)、牛奶吧(Milk Bar)等为代表的“他们”的文化则使二战后出生的工人阶级青年生活在一个毫无真实感的世界之中：这些新兴大众艺术对于他们来说，没有需要他们参与并给与积极回应的。因为它们没有从读者那里要求什么，所以也不需要读者给予什么。我们在一个苍白的情感黄昏之中，这里没有使人震惊的，或使人感到惊奇或兴奋不已的东西，没有东西被挑战，或是给予人们欢喜或唤起悲伤；没有壮丽，也没有痛苦(Hoggart，Imagined Life 211)。因此，它们必定使工人阶级青年逐渐丧失价值判断，在被动与盲目之中，成为了一个文化的旁观者而非参与者，沦为消费社会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