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西方文化语境而言，传统马克思主义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从强调经济基础、物质结构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转向强调上层建筑和文化意识形态，从阶级政治转向文化政治。从卢卡奇、葛兰西、戈德曼、阿尔都塞，到英国新左派的文化研究，再到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却经济政治与阶级革命的宏大叙事，转向上层建筑领域的文化革命，形成文化政治的理论与实践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重视，最终使社会政治革命与阶级斗争演变为知识界的文化批判、艺术批评、大众文化研究等学术行动，文化政治模式替代了阶级革命模式，知识界扛起“文化革命”的大旗，同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漫长而艰难的“阵地战”。文化政治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力斗争，认为阶级解放的最终实现在于共同文化和集体意识的形成，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改良主义政治，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转向消极革命之后的政治抉择。 文化政治如何发生，谁创建了文化政治的理论范式与话语结构?西方理论界普遍认为是葛兰西促成了文化政治的兴起。伊格尔顿说：“‘文化政治学’就此诞生。[……]大致说来，这就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所说的‘霸权’(Hegenory)”(《理论之后》46)。克里斯·巴克认为：“葛兰西使文明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冲突成为文化政治的中心舞台”“1970年代和1980年代关于文化政治的讨论是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词汇框架内形成的”(巴克431)。本文认同伊格尔顿和克里斯·巴克的观点，文化政治的主导词汇与核心理论主要源自葛兰西。葛兰西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辩证分析，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重新思考，对市民社会与领导权问题的研究，对大众文化与知识分子问题的探讨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新左派文化研究、后结构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理论。本文主要结合葛兰西的文化理论，谈谈文化政治的理论缘起，并在此基础上，反思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问题。 在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葛兰西的地位举足轻重。可以说正是葛兰西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重新激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将马克思主义推向更为开放和多元的理论界域。由于葛兰西跳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与机械唯物论的桎梏，强调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辩证理解马克思主义，从以阶级分析为主导的政治经济学模式转向以权力分析为主导的文化政治学模式，从而使其理论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很大不同。亚当森曾将葛兰西视为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Adamson 5)，他认为，葛兰西除了受正统马克思主义影响外，还吸收了马基雅维利、黑格尔、柏格森、克罗齐、拉布里奥拉以及卢卡奇、柯尔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最终形成了葛兰西式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威廉斯、霍尔、本尼特以及拉克劳、墨菲等人，都曾谈到葛兰西对自己的影响。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奠基者与开创者之一，葛兰西成为西方文化知识界挥之不去的理论幽灵。将葛兰西的文化理论视为文化政治的滥觞，基本上成为西方文化研究界的共识。但是，很少有人梳理葛兰西文化理论与西方文化政治的渊源性关系。本文认为，要想真正弄清楚文化政治的语义内涵以及葛兰西的文化理论如何衍生出文化政治的理论范式，就必须回到葛兰西提出的整体性问题域之中，反思葛兰西的文化与政治理论。 葛兰西确立了文化政治的唯物论、历史化和辩证法的理论效度。文化政治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在政治革命中的主导作用，但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而是以此为思想地基，在实践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构建自身的理论谱系。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家，其最大贡献正在于他能够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结合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葛兰西意识到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改变，俄国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西方民主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意大利的历史与现实已经难以产生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政治与经济统治的强化，以及市民社会意识形态霸权的无孔不入，使葛兰西认识到，无产阶级如果不从上层建筑入手展开文化夺权，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立足于这样的前理解，葛兰西将理论关注的重点转向上层建筑。安德森说，葛兰西“把文化领域上层建筑的自治和功效当做一个政治问题，并联系到同社会秩序存亡之间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作理论性阐明”(安德森99)。汤普森认为“葛兰西的全部著作都在试图解决上层建筑这一概念所带来的问题”(汤普森70)。 在强调上层建筑主导作用的同时，葛兰西并未否定经济基础和物质结构对社会历史存在的终极决定，而是在认同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接合起来。葛兰西的历史联合体(Historical Bloc)理论，强调的正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历史化进程中的辩证自反、互涉互文的关系结构。葛兰西曾这样说道：“如果没有先前的经济改革和由此带来的被压迫阶级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地位的变化，文化改革能否发生，他们的社会地位能否获得文化层面的提高?知识和道德的改革必须同经济改革计划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经济改革计划正是知识和道德改革自我体现的具体形式(Selections 133)”。在谈到意识形态的物质性问题时，葛兰西指出，“马克思的另一个论断，即民间的信念往往具有物质力量的那种能量，或诸如此类的说法，是很值得注意的。我想，把这些论断加以分析可以加强‘历史的联盟’的论点，在这里物质力量正好构成内容，而意识形态则构成形式；划分形式和内容只具有教学法的意义，因为没有形式的物质力量在历史上会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物质力量的意识形态也会成为个人幻想的结果”(《狱中札记》葆煦译本64)。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自反关系的强调，反映出葛兰西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与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接合起来的理论诉求。这种结合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又规避了理论的黑格尔化，为西方文化政治设定了基本的话语结构与理论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