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8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又译作“狄白瑞”“狄培理”，是美国乃至西方汉学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汉学家之一，出版专著30余部。他出生于1919年，2017年7月14日病逝。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陆续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东方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及区域中心主任、东亚语言及文化学系系主任、大学教务会执委会主席、副校长等职，1990年退休之后直至逝世之前，仍坚持为学生上课。狄百瑞终生致力于中国文化尤其是新儒家思想的译介、传播，使中国文化精髓不断为欧美学界所重视，逐渐掀起了全美乃至全球儒学研究的热潮，堪称美国的中国文化研究先驱。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过程中，他不仅与胡适、冯友兰、牟宗三有过交往，更与钱穆、陈荣捷、王际真等人为好友。2013年奥巴马为其颁发“国家人文奖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以表彰其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的贡献。2016年获“唐奖”汉学奖(Tang Prize in Sinology)，该奖项旨在奖励为中国文化传播作出杰出贡献的学术大家，狄百瑞是继余英时之后首位获此殊荣者。他治学的最大特点是，从中国文化的内在视角看待中国和世界，进而突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因此自称“我带上中国面具”。尽管其在汉学研究尤其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但大陆学界对他的研究和译介还非常不够，因此，本文尝试对其思想进行钩沉、爬梳。 一、“门户”：钱穆与黄宗羲 据狄百瑞的弟子郑义静(Rachel E.Chung)回忆，狄百瑞自称“东西方都将其流放”。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他是以一种近乎游离者的态度来客观地审视东西方两种文化传统的。可以说，对中国文化同情之理解，是狄百瑞与其他汉学家最大的区别，他不是以西方的、外在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文化，而是在深入了解中国文化肌理的基础上，从历史的、动态的角度发掘其蕴含的现实性因素，希望借以为人性、民主、自由等问题提供更加多维的思考角度，进而实现对西方文化的补充，甚至对西方世界现实问题的疗救。狄百瑞借以观照现实问题的理论基础是宋明理学，他的研究理念和教育理念都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传统密不可分，对新儒家尤其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研究至今仍是国内很多研究者参考的对象。从知识考古的角度来看，狄百瑞对新儒家的青睐也并非无源之水，黄宗羲和钱穆对其学术兴趣和学术方向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早在20世纪50年代，狄百瑞就开始关注黄宗羲，并将他的《明夷待访录》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1993年，他又将该书翻译成英文，并在正文之前附上长文专门介绍。在他看来，黄宗羲并非仅仅是一位“理论型哲学家”，更是“一位伟大的老师”。①事实上，狄百瑞的这种评价是有深意的。一方面，他承认，正是源于黄宗羲的指引，才“认识了其他伟大的中国先师”。通过对黄宗羲的研究，他才逐渐向新儒家思想的纵深挺进，进而实现对朱熹、王阳明理学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的全面接受。另一方面，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者对现实问题只能给出“书斋式的解决方案”，而黄宗羲的思想则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民主色彩，这使狄百瑞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 相比于第一方面，狄百瑞更加看重黄宗羲第二方面的贡献。他坦言“黄宗羲能够吸引我，原因是他能用中国自己的概念对‘专制’进行批评，而并未受到欧洲意识形态乃至学者先入为主观念的影响”。②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文化以及政治生态是带有浓重的负面认知的，此种背景下，狄百瑞对黄宗羲的研究带有一定的策略性。他注意到“西方学者往往带有西方式的先入为主的认知和偏见，对中国儒家的过去进行大肆地否定式判断”。在他看来，这种判断是不够准确的。黄宗羲恰恰属于中国思想史上的异类，其思想倾向足以反驳西方学者的固有观念。在狄百瑞看来，黄宗羲的思想有两方面是值得肯定的：第一点是他对近代历史及当代学术的继续关心，而不若其他清代学者专意经学，并坚定地认为“道”必须与实际生活相关；另一点是“黄氏在清初学者已经放弃心学时仍继续注意它……黄宗羲认为以实学或经学为宗，而罔顾对人的清楚观念或不知人性的真向度——即朱子及王阳明所共同接受人心的‘大体’——那么这种实际性就只会沦于功利主义，而经学也会沦于不切真谛”。③与清代经学家相比，黄宗羲的关注点始终是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并未抛弃宋明理学从性理出发关怀政治的总体路数，并且由于东林党人思想的影响，他的思想更具民主色彩和改良意识，因此黄宗羲已经实现了对清代经学家和宋明理学家的双重超越。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狄百瑞发现了黄宗羲思想对于西方社会的现实意义，并希望以此为切入点，将中国新儒家思想引入西方思想体系。 在狄百瑞看来，宋明新儒学与西方现当代学术取向是存在契合点的，他期望借助新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反思和治疗二战以后西方社会面临的种种危机。在他看来，这种危机的主要表现一方面是社会普适价值观的丧失，道德体系出现了空前的荒芜；另一方面，是对“人性”认知的悬置，对“什么是人性”“人性的表现”这类问题不再追问，是最可怕的症候。狄百瑞认为，新儒家以其对形而上世界和形而下世界的整体性关注，会成为解决西方问题的重要资源。所以，在他的理论中，他提出了“崇高”(nobility)和“礼俗”(civility)这对概念，前者是具有形而上色彩的抽象道德，后者则是更倾向于形而下层面的行为规范。在他看来，人性的核心，乃至人文教育的核心恰是对前者的认知，以及对后者的遵行，同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又类似于“道”与“器”、“知”与“行”之间的关系，水乳交融。他的出发点首先是对人性的修炼，而反对直接性地进行激进斗争，遵循“修身”而后“平天下”的儒家传统逻辑。这一点又与其他欧美学者有别。在他看来，理想的人性和优良的人格素养最终会促进社会的变革，所以他的学生郑义静以“有政治学的观点而没有政治性的目标和色彩”④来总结他的思想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