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7)05-0026-06 民族交往与世界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命题。作为从“地域”走向“世界”进程的产物，“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东方语境以多元互补、相互依存、平等对话的协同进步，诠释于世界交往文明互鉴的应然态势。在话语表达与多维支撑的结构谱系中，“一带一路”的对外交往基于对“丝路精神”的薪火相传，承藉于独具东方特质的历史文化符号，在时代发展与人类共通的情境中，以不同文明主体间交流互鉴的加强，完善和创设具有东方特质的国际话语体系。基于东方语境创设的范式，集战略和倡议于一体的“一带一路”，指谓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局建设与战略延展，其系统性的理论内涵、结构性的内容诉求，左右着文明互鉴的创设路径、框架和态势，形塑着创设的过程、层次和演进。因此，探讨“一带一路”倡议的东方语境创设，在全球化与现代化交织的时空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蕴涵 “一带一路”倡议生发于全球化与现代化并行的时代背景中，经济一体与文化多元的对决趋势，以自身的关系失衡与矛盾互动，展示着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存续的时代课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西方话语语境的掌控下，体现着其思维与评判的“工具性”向度，它以物质承载的价值评价、制度确立的观念映射和文化内涵的多维铺展，诠释着以区域、国家、地方为代表的层级性世界板块对接的结果。其中，资本空间的占据与扩张，以经济空间的改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政治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变动，其触角延伸至民族国家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它以强势的文化渗透与价值俘获虚构“价值中立”的原则，其具有征服意义的“普适化”信条，成为导引全球化发展的先导。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强势推进，刺激着民族本真特性的现代反思与自我觉醒，形成宣誓多元与差异并存的逻辑语境，博弈于全球化所强调的“普适”与“一致”，并在话语表达的语义结构中形成东西对立的激烈交锋。现代性进程中的主流理性评判与“民主”强势推崇，在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主张“异质趋同”，与各文明主体声称并坚守的“排他斥异”在现实性上形成强烈的结构性冲突，由此摹画和编织了“一带一路”倡议深度践行的文化蕴涵与现实场景。 作为文化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向度和必经阶段，以西方为中心的强势文化通过世界秩序中的制度性话语优势对边缘文化施加影响，服务于其经济势力扩展和政治掌控固基。尽管以往的分析倾向于关注话语表达和宗教诉求的强势推进，但文化帝国主义的全面渗透并非新鲜事物，以此伴随着强势同化力或软实力所附着实体发展，均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文化霸权主义的全球扩张，文化霸权主义同时还以潜移默化的渗透影响受众，以“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价值中立”，进行以资本为核心的均质世界的建构，其特定的媒介体制、运行方式和影响形态进行着资本意义的社会交易。这定然地导致弱势文化的存在形式及哺育其发展的社会实存发生变化。东西文明话语语境的空间交锋，不仅表征着文化价值观念的东西之别，而且表征着资本逻辑之下的文化竞争与国族命运。不管起因出于兼并还是迁移，必然伴随文明背后的价值冲撞和文化整合。处于劣势的文化往往会被迫面临一种不断妥协的压力，这样的妥协通常会在冲突与整合的过程中，被逐渐地强势彼方的文化价值所覆盖或同化。 经济全球化与现代化相交的发展进程构成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发达国家居于体系的核心地位，而那些落后和偏远的地区则不得不从属于这个体系的边缘和半边缘。它“代表了这样一种趋势，一种将世界各地的人群组合成一个整体的全球社会的趋势”[1]。受此影响，市场性的整合与国际秩序的结构性调整，“可以视为世界范围内，社会性联系的加强，由此发生在各个地域的事件，其影响可以波及原来被认为遥不可及的地方和人群”[2]，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力量的全方位渗透不仅加速了工业资本向知识资本进化的过程，而且引发了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后现代性问题。其所涉及的经济领域的伸张性、政治领域的多极性、文化领域的多样性，使历史和现实的时空交织发生变化，使领域分殊和利益诉求的碰撞形成情境。 作为文化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向度和必经阶段，经济全球化在西方语境的主导下，以世界秩序的制度话语权施加对边缘文明的影响，服务于“主角国家”的经济扩张和政治拓殖。正是在同质化与异质化的紧张对峙中，产生和突出了以寻求自主性为特征的社会运动与话语表达。如同民族国家拥有主权一样，文化也需要得到实体性的承认，进而摆脱外来的压力、影响以及限制(他律)，从而在核心领域获得自主权。要获得文化自治，我们不得不将文化理解为具有能动性的现象，但正如汤姆林森所说，文化有无能动性尚存争议，因为文化不是事物，而是行为实践。事实上，西方语境中经济、政治话语的文化表达，不仅限于音乐和文学，更延伸到消费观念模式、消费品本身，以及经济和政治制度本身。伴随着多元文化的相遇和碰撞、冲突与整合，西方强势文化的话语表达和话语语境，始终扮演着“兼并”与“异化”的角色，并在事实上以文化强势的面目进行渗透式的感染与同化。所有这些“由全球完全资本主义化所产生的对非欧洲文化的现代化压力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广泛存在”[3]的现象，无不指向了东方话语的权力表达和语境创设的全球性文化蕴涵。 在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文化意蕴的话语权和语境构筑权不仅直接关联着政治实体的文化软实力，而且更明确地指涉着其经济硬实力。随着东方国家、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然而，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中，经济与政治的地位失衡愈发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它不仅表现为文化影响力的东方式微，更表现在世界制度与世界规则的东方制订权缺位，较之西方国家的强势文化扩散，其后果是发展程度与话语权的结构性失衡，东方话语权被轻视乃至边缘化的倾向依然如故。事实上，话语实力和话语效力的生成不仅需要借助国际政治的经济杠杆，更重要的是依靠文化软实力话语表达机制、话语力量和话语效果的综合评价与运用。就此意义而言，亚投行等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推进，不仅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文化意蕴物质支撑的增强，而且指涉着“一带一路”文化意蕴求同存异话语表达的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