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10.007 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语境，当代中国既在讲述着西方曾经历过的社会变迁故事，又不乏自己的独特面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不仅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而且借助形象符号的表意实践，将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影响深深印刻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在这一过程中，大众文化对视觉形象的依赖程度日益显著，并因此形成一个最能彰显当代文化经济面貌的视觉表征机制。这一机制通过视觉形象的系统性“编码—解码”活动，对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各种话语形态进行了文化意义的符号化再生产。当代社会转型的一系列关键特征，皆可由此得到深入的揭示和说明。以此为议题，本文一方面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对其社会结构层面的运行逻辑和形象符号层面的意义供给问题予以剖析；另一方面则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其背后所隐含的犬儒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后者恰恰是深入理解中国当代社会变迁独特面貌的一把关键之匙。 一、大众文化视觉表征机制的运行逻辑 按照一种流行的二元结构模式，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经历了一个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及其后果在早期鲍德里亚那里得到了深刻说明，并成为考察西方社会从前现代、现代再到后现代演化史的常规路径之一。与西方相比，当代中国无论在政治环境、经济模式还是文化格局上都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但随着以“现代化”为宏观目标的经济改革持续深化，以及世俗生活的日益全球化，这一分析路径对于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无独有偶，韦尔斯的社会类型理论对此给予了更细致的系统分类。在他看来，“现代化”需要借助“消费主义”和“生产主义”两个彼此关联的概念进行剖析。社会类型由此可以被区分为“高生产—高消费社会(过度发达的享乐型社会)、高消费—低生产社会(衰退中的寄生型社会)、低生产—低消费社会(欠发达的传统型社会)，以及高生产—低消费社会(禁欲主义的发展型社会)”。①以上述理论模式为参照，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当代中国事实上已经快速经历了一个从“低生产—低消费”社会到“高生产—低消费”社会，再向“高生产—高消费”社会转化的变迁过程。 如果说当代中国因此正在进入一个“过度发达的享乐型社会”的话，那么以“眼球经济”为典型特征的大众文化产业无疑是其中最具主导性的文化经济形态。时至今日，作为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大众文化产业，已然成为当代中国经济体制中文化经济的代表性力量。而其最重要的文化生产法则便是对视觉表征机制的依赖，并因此被贴上“眼球经济”的标签。参照费斯克对文化经济基本模式的分析，这一机制也是大众文化借助视觉形象符号进行意义供给的基本途径。以电视文本为例，费斯克认为“生产/消费”包含两种平行的经济方式，它们均由“生产者—商品—消费者”构成。其中金融经济是在相应的两个子系统(“演播室—节目—经销商”“节目—观众—广告商”)中运行并使财富流通起来；而大众文化所代表的文化经济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观众—意义/快感—观众自身”。②这一模式的重点在于： 在文化经济中，流通过程并非货币的周转，而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于是此处的观众，乃从一种商品转变成现在的生产者，即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者。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本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③ 撇开这一模式对大众作为意义生产者的乐观立场，它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中观经济形态层面考察大众文化的关键因素，即“意义和快感”的生产与消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之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顺利起步，并于90年代狂飙突进，与社会生活在文化意义供给层面出现的重大转折是密不可分的。事实上，改革开放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官方意识形态逐步放弃原有意义供给机制的过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它也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替换旧意识形态的新型意识形态，并导致终极意义的真空状况：“一方面，国家对终极意义供给的短缺，意味着国家未来走向的巨大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性背景下，人们的行为开始变得越来越急功近利化，有时甚至不择手段。另一方面，对个人而言，终极意义的缺乏，必然会导致空虚感和失落感。”④ 与此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合法化，市场以及与市场结盟的传媒、广告、时尚和流行文化，便成为新的意义供给机制。在这种意义供给机制中，“消费被提升到解决人生幸福、理想、享乐和自我实现的层次，被赋予了终极意义”。⑤大众文化最终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导型文化形态，看上去并不符合政治话语在文化维度的预期，但却可以在“意义和快感”的生产与消费层面得到合理的解释。尤其值得深思的是，政治话语并没有因为这种情理之中的“意外”真正丧失话语权，反而以一种植入的方式隐匿地实现了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深度融合。更确切地说，大众通过参与“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过程，在更激进的意义上彰显了个体对于大众文化的选择性立场；但这种以个人消费的方式所进行的“意义生产”，最终所导致的结果远没有费斯克所预期的那样乐观。这不仅是由于消费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更由于大众无论作为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其主观能动性都受到各种话语形态以及由其主导的视觉表征机制的限制。 恰如霍尔所言，文化形式的意义和它在文化领域中的场所和位置并不是文化形式本身就含有的。它的位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年偏激的形象符号可能会变成来年的时尚，再过一年又成为深沉的文化怀旧对象。⑥在其背后，话语形态以及视觉表征机制的限制主要表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