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那个曾经无数次在幻想中出现的未来。随着计算机硬件性能的全方位提升和互联网时代海量数据的积累，经历了多次波折的人工智能技术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发展期。本轮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以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为基础，有赖于深度学习等算法方面的重要突破。①依托于算法和算力的空前提升，人工智能在诸多垂直领域都取得了兼具商业开发潜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卓越成果，技术的发展首次跨越了产业化的门槛，被世界各国学者和企业界视为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力量。 作为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果，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的历次科技革命都有特质上的差异。旧的技术革新无论形态如何，其性质仍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而人工智能则能够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和学习，理解人类的内在需求，作为创造性的伙伴直接参与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并表现出与人类理性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思考逻辑，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与技术的深层次联系，也将对国际关系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人工智能在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的特定领域内的应用，将赋予技术拥有者以额外的优势，从而改变诸多领域的权力结构。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在诸多垂直领域的渗透，在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重塑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重构人类的社会组织形态，推动国际行为体的内部变迁，进而引发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随着人类社会逐渐步入人工智能时代，国际体系的主体、结构、运行规则等关键要素都将随之发生巨变，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因此，充分了解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发展态势，分析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基本特征，研讨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进步对国际关系领域的潜在影响，对于我们理解未来国际体系可能的演变前景，以及国家间互动模式的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部分美国和西方学者就初步探索了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国际关系领域的影响，但囿于当时人工智能的技术水平，这种讨论并未在学科内部获得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开展数据库建设或进行辅助决策，而对于国际关系的本原性问题涉及较少。近两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进步，相关研究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②我国社会科学界对于人工智能问题关注较晚，早期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多出现于哲学和经济学领域。近两年来，部分学者在推动探索国际关系领域的预测问题时开始涉及相关问题，但直接以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问题为目标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③ 基于此，本文将以即将到来的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基本特征为出发点，尝试分析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国际关系领域产生的直接影响、系统性的间接影响以及对于国际关系理念的长期影响，努力勾勒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国际体系要素变革的宏观图景。除此之外，笔者也希望对该问题的初步研究能够抛砖引玉，唤起更多国际关系研究者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关注，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史上留下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思想印记。 一、弱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影响力扩散模式 现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1950年，英国著名科学家图灵在《计算机器与智能》④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机器能够思考吗?”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问题，并同时提出了测试机器是否拥有智能的方法。 1956年，在达特茅斯夏季学术研讨会上，研究者们接受了计算机专家约翰·麦卡锡提出的人工智能(AI)概念，并将其作为这门新兴学科的正式标签。⑤然而，在随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人工智能的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虽然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专家系统”、“深蓝”等多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始终无法有效解决人们的现实需求，技术发展无法在产业层面落地，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非常有限。 真正的突破出现在2009-2010年前后，硬件设备的进步使新一代计算机在运算速度和信息处理能力方面得到大幅提升。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使得网络成为人们获取日常生活数据最集中、最便捷的渠道。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则使来自网络搜索、电子商务、社会媒体、科学研究等不同领域的海量数据迅速累积，为人工智能的飞跃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在已具备强大计算能力与大数据环境的情况下，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被提出的多层神经网络工具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重新成为技术发展的主流路径。⑥本轮人工智能发展热潮以“深度学习”为核心，该算法以建立套嵌式的多层次模式识别系统组成的“神经”架构为基础，通过组合低层特征形成更加抽象的高层属性、类别或特征，借以发现数据的分布特点。⑦深度学习的出现带来了人工智能算法的跨越，改变了传统符号主义学派以计算机模拟人类认知系统推进人工智能的艰难尝试，让人工智能拥有了从海量且复杂的信息源中提取、识别和构建体系的能力，在那些任务目标明确且相关数据丰富的领域，深度学习算法能够让机器学习新的技能，制定有效策略，从而在短时间内提出超过人类学习能力的问题解决方案。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