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皆处于大变动、大变革时期，政治上列强入侵与军阀割据并存；经济上呈现一定的发展态势，但是在战争危机、政治腐败、通货膨胀等的摧毁下，只能如昙花一现；文化上呈现一派新旧文化的冲突、碰撞、交错与融合的复杂景象。如此情况下，民国大学取得了至今令人感到振奋和自豪的辉煌成就。在中国大学100多年的成长、发展进程中，这一批成就斐然的世界级水平的大学，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获得了历史自信并充分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胡适作为民国时期著名大学校长，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乃至中国政治的现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胡适在其一生中曾多次声称不谈政治，并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然而，纵观其一生能够发现，胡适多次“食言”，“不得不”管起政治领域里的“闲事”。这种现象在其担任大学校长、应以学术为职志的环境下都能反映出来——他在担任大学校长之时还一直不忘政治情怀。胡适自始至终认为，做一个知识人是他的追求，他更看重以一位学术研究者的身份立足于世。不能否认，接管大学校长一职与他这种信念不无关系，只是，政治永远是他“不感兴趣的兴趣”。 一、学术人的向往 民国之后的知识分子萌发了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他们逐渐唤醒着新的角色认同意识，回归曾经为大一统政治所扼杀的学术自我的直觉功能。学术的地位俨然已上升，知识分子对学术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与认同。胡适认为，在骨子里自己还是爱学术胜于爱政治，“只有夜深人静伏案治学之时，始感觉人生最愉快的境界”，“即使我勉强入政府，也不过添一个身在魏阙而心存江湖的废物，于政事无补，而于学问大有损失”[1]。按照弗洛伊德人格学的术语，这是胡适“本我”意识的体现，是胡适试图通过学术本身实现自我价值，成就知识分子建功立业之基点的体现。因此，胡适欣然接受大学校长一职，并表示：“北大的职务是一种光荣，但也是很艰巨的工作。我愿意做一个教书匠，一个史学家，这一点就算是我这余年中的一些‘野心’罢。”[2]胡适对于重新找回知识人的生活有一种满足感与奢侈感。 胡适为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改造理想，于1947年8月向蒋介石提出“十年高等教育发展计划”的构想，建议政府集中精力发展五到十所大学，使它们尽力发展，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其次，他还提出要改革教育制度，着重强调科学研究以大学为中心，大学也应该以从事高等研究为主要任务。胡适的高等教育管理实践为北京大学在旧中国的最后一段时期培养出大批人才。他一生怀抱着一种催生中国新高等教育的使命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挣扎着推进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接轨。当历史的车轮走向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高等教育步入一个长足的发展阶段，中国政府实施的“985”、“211工程”，与五十多年前胡适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是面对不同的时代背景，高校发展的层次与规模已不能同日而语。至于胡适强调的科学研究说，也早已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共识，只是在体制机制等方面有不同而已。 胡适在中国公学内部管理中实践了他一贯主张的无为而治。胡适上任后即着手在学校管理组织和规章制度方面进行革新，通过讨论制定了“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教务会议组织大纲”、“校务会议组织大纲”等议案，为其在处理学校事务上的无为而治做好铺垫。胡适从传统的管理思想中汲取资源，容纳当代民主的管理思想，赋予新的现代管理元素。[3]这种方式有效调动学校各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管理组织的民主参与水平。这种领导思想产生良好的管理绩效，且给予胡适充分的学术研究时间与精力。 胡适在中国公学调整院系，沟通文理学科的做法为培养知识渊博之人才打下基础。自1928年暑假起，胡适对中国公学各院系作了大幅度的裁并、调整，将文理学科合并为一个学院是胡适的一次大胆尝试。事实证明，这种效果非常好，不仅仅在经济上减轻大学压力，而且培养一批一流的科学家。胡适把中国公学“从破产中救了出来，使之有很大的发展”[4]，学校人数由原来的三百多人增加到一千三百多人。 胡适在执掌两所大学时都采取广揽贤才，提倡学术自由的做法。在中国公学，胡适聘请一批高水平的教授，如高一涵、陆侃如、沈从文、罗隆基、徐志摩、潘光旦、梁实秋、叶公超等，阵容颇为整齐。胡适为这些教授提供宽松的学术氛围，迅速提高中国公学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对学者的学术研究和学子成才大有裨益。胡适在接到北大聘任后，在美国就开始筹划聘请张文裕、李四光、马仕骏、彭桓武、黄昆等著名学者来北大任教，并提出政府在北大集中一流物理学家、聘请钱学森担任北大工学院院长一职等建议，但因内战爆发而无从实现。 二、特殊的政治人 (一)突围之艰难 纵然胡适在理念上可以企及西方学者那种“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境界，但是在心态层次上却深深镌刻着儒家实用理性的印痕。很难说胡适对自身介入政治、谈论政治抱有多大自信，毕竟在现代中国，他在任职校长期间仍不忘议政的行为可能不仅于国事无补，同时他的专业领域甚至会遭到政治权力的强暴。[5]胡适能够感受到这种压抑与紧张。在他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他深入高等教育现代化改革事业中，一头扎进自己专业之中，对国事表示沉默之后，又悔恨自己太自私，只顾及与自己性情相近的学术，而辜负了应负的社会责任。[6]这种心态虽然对胡适产生煎熬，但是稳稳占据他意识中心，他在观念层次上屡屡打翻的孔姓大神使他坚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 因此，虽然他曾经打出“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的旗号，但那时的他远在大洋彼岸，一旦置身于动乱不堪的国内，他的超然与冷静不得不让位于忧国忧民的实事关怀。[7]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现状，使胡适觉得应该从根本做起才能解决主要问题，由此他将着眼点放在教育领域。在胡适眼中，一个国家是否有合格的大学，大学教育的成败利钝与这个国家的盛衰休戚相关，大学通过它对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设计、建造的独特功能担负着振兴国家义不容辞的巨大责任。[8]虽然胡适在回国后并没有立马担任大学校长，但是他将关怀行动立即投入到北大建设之中。在1928年4月30日至1930年5月19日接掌中国公学，以及1946年9月到1948年12月胡适执掌北大的几年中，他试图以“教育救国”的流行理念实现教育、学术的启蒙，而且通过大学教育告诉学生学好知识以拯救处于民族危亡之境的祖国之重要与急迫。应该说正是由于对现实积极、执着的“关怀”，使得胡适终究没能够做成纯粹的知识人，置身于动荡的环境之中，他始终无法默然处之。此外，在美国留学期间目睹美国知识分子如何关心国家的状况对胡适留下深刻的印象。换言之，胡适以为现代知识分子不应该将眼光、视角局限于专业范围内，应用独立身份面对社会、国家乃至对世界公共事业表示关心。杜威等知识分子关心政治的行为给胡适扮演政治人的举动提供了心理障碍的解决之径，并将胡适对于政治的兴趣上升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心的体现，一直延续到其担任大学校长一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