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章编号]1003—8418(2017)10—0007—07 [文献标识码]A 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科自1983年被确定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以来，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期间，也一直伴随着对学科地位、学科特性、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的反思。近期，在国务院颁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后，几所著名大学撤销了高等教育学科所依托的教育学院，并有高校的高教所、高教室被关停并转，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面临新的危机，高等教育学科发展问题再度受到关注。本文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对高等教育学进行反思。 一、高等教育学的困境与迷惘 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担负着既建构理论，又指导实践的重任。正如潘懋元先生所期望的：“我认为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不仅要研究一般教育规律，而且应着重研究一般教育规律在高等教育实践中的运用。”[1]但事实上高等教育学很难担当此重任，高等教育学面临的责难，既包括没有严谨的学科理论，也包括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独立性，以及高等教育研究者身份的合法性等，也都因此面临各种困境与迷惘。 1.高等教育研究关注实践，则易遭受缺乏理论建构的批评 高等教育学研究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潘懋元和王伟廉主编的《高等教育学》把高等教育学归属于应用学科，解决实际问题是主要任务，少数理论研究只是弥补教育理论研究的不足：“它的任务在于运用教育学的基础理论和教育科学中的技术理论以及相应的方法和技术，来认识和解决高等教育中的各种问题。但由于当前教育基础学科本身的不成熟性和不完善性，高等教育学目前还必须负起一定的基础理论的研究任务，以指导自身领域的研究和丰富教育基础科学学科的理论”[2]。龚放教授最近也撰文明确指出：“我们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方略必须改弦更张，必须放弃探寻、建构一个逻辑严密、范畴特殊、严谨严整、天衣无缝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目标，而将研究并解决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作为首要任务。”[3]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同样是很多国外学者所认同的，如美国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曾言，高等教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需求，“负责规划和管理高等教育机构的人们开始认识到数据和解释的需要”[4]。德国著名学者泰希勒(Ulrich Teichler)也认为，高等教育的研究主题是实践性的、变化的，“强烈地受到高等教育政策辩论中重要主题的快速变化的影响”；而且，高等教育研究经常是“战略性的”，它要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有用的知识[5]。 但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践性却影响了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性或学术性。胡建华教授指出，3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基本上是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中的问题引导着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的方向，高等教育研究带上了比较浓厚的应用色彩，形成了所谓的“热点趋向”。“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以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如果没有学科理论的深入研究，仅仅围绕着问题转，那学科自身的成立就失去了根基，回答与解决实践问题也难以有说服力与穿透力。”[6]陈洪捷教授也提出相似的观点：“如果过多地围绕项目进行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学的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就会受到影响。”[7]在国外，阿特巴赫则明确指出：“这个领域还没有广泛认同的理论。”[8]赵炬明引用国外学者当年对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状况总结，表达了相似的看法：“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的文献所提供的多是作者的观点，而不是高等教育现象的知识。高等教育的分类或类型系统还是初步的，目前也没被合理地组织起来。大类下面的子类鲜有成熟到可以严格区分彼此并在概念上相互关联的地步”[9]。 2.高等教育研究关注理论，则易面临脱离实践的危险 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必须探讨相关的理论问题。潘懋元先生强调：“高等教育的研究工作，大量的应是应用性、开发性的研究，但也必须重视理论研究。”[10]胡建华等学者直接把高等教育学定义为“高等教育学科群中的基础学科”，认为高等教育学是“以高等教育的特殊矛盾与基本规律为研究对象，旨在从哲学的高度，从整体的角度，通过分析、综合、抽象、思辨，揭示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基本关系，探寻高等教育运行变化的基本轨迹”[11]。 但当高等教育研究者着力于理论研究与基础研究时，又很容易脱离实践，因其不能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而遭受批评。高宝立先生曾批评了不关注实践的理论研究：“部分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关注改革实践不够。其表现形式是，研究成果(主要是论文)空洞无物、随意杜撰、故作高深，文章晦涩难懂，重思辨、轻实证；由于没有调查研究，因而研究结论缺少针对性和说服力。”[12]龚放教授则批评了学科评价只注重论文发文量而不关注研究对实践的影响的现象：“在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中如果我们仍然只注重核心刊物和引文评价，而忽略甚至无视对大学生的学习经历、学习投入、学习质量的研究，忽略甚至无视对课程、教法的研究，忽略甚至无视对第一线从事教学、教育管理者的研究与影响，那就将只能是一种典型的‘异化’，只会催生一批擅长纸上谈兵、热衷自娱自乐的所谓‘学者’，根本无助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与质量提升!”[13]这样的状况更造成高等教育实践部门的不满，他们很容易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无用”，不能指导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