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出和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要提出“大学问题悬置”的问题?大学问题为什么不能悬置?大学哪些问题被悬置了?大学问题的悬置当然包括来自政府管理体制及机制层面的问题，但本文仅对导致出现悬置问题的来自大学内部的若干因素进行讨论。因为，大学作为一个高度理性的学术共同体组织，其产生于组织内部的问题不仅更易解决而且亟待解决。 一、引言：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 陈丹青在《体制迷墙：大学问题高端访问》一书的“序言”中，对该书的诸多被访者的观点有如下评价：“说它糊涂，则书中的议论者提出了大学教育的症状与处方，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是无解的、被悬置的——谁造成的这一切?谁愿意出面辩护?谁承担责任?最后，谁能改变局面——然而问题可能真是无解的，只能被悬置。”(熊丙奇，2005，第1页)他在一次“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研讨会”上的发言对我国大学还有更严厉的批评：“今日中国高等教育，有大学没有大师，有教育官员没有教育家，有教育政策没有教育思想，有教育大纲没有教育灵魂，有教育地位没有教育尊严。”(熊丙奇，2005，第5页)这一声音与2009年网上曾一度风传的，假前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之名行批评中国大学之实的伪文章《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所发出的“1949年后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等尖刻的批评何其相似。 无独有偶，不久前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创始人菲利普·阿特巴赫在一篇题为《中国高等教育：“玻璃天花板”和“泥足”现象》的文章中开篇即说道：“中国的高等教育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就使得一些问题被掩盖。”他写道：“阻拦中国大学继续向上发展，并跻身全球最顶尖学术机构的一些至关重要的障碍，比如高等教育系统底层所存在的一些显著性问题，以及一些关键的结构性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高等教育出现了所谓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现象，而这可能影响到中国的大学在国际排名中的进一步提升。”(菲利普·阿特巴赫，2016)尽管阿特巴赫先生是从中国高等教育地位提升的角度提出我们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的，但他所说的“一些问题被掩盖”其实也是大学问题悬置之一种。 大众传播学有个著名的“议题设定”理论，说的是大众传媒通过对一些问题的关注及对一些问题的忽视来影响公众注意力和社会舆论，从而导致公众倾向于认同大众传媒关注的问题，并受其影响对不同问题设定优先次序。然而笔者以为，所谓大学问题的悬置并不只是被大众传媒忽视的问题。有些问题即便被大众及大众媒体所热议和诟病，但遗憾的是它们并未引起大学本身的高度重视，更没有被很好地解决，可以说这些问题也被大学悬置了。其实就概念的严谨性来说，“议题设定”与“问题悬置”重点不同，前者说的是舆论导向可能决定人们对某些问题的关注程度，而后者所关心的则是问题是否被重视以及是否得到解决。 “悬置”是个在很多学科被广泛应用的概念。在人文社科领域中，“悬置”是古希腊斯多噶学派和怀疑论者提出的概念，意思是暂停判断，即把一个概念或者事物不与任何其他概念或事物相联系，让它真正的独立存在然后再来分析研究。德国哲学家、现象学派创始人胡塞尔借助描述现象学的悬置原则提出，认识主体必须把各种主观成分以及一切不是发自纯意识的知识全部放入括号内悬置起来“存而不论”，“将一切有关客观与主观事物实在性的问题都存而不论，并把一切存在判断‘加上括号’排除于考虑之外”，这种认识方法被称为“历史的括弧法”。胡塞尔认为这样一种哲学立场既可避免当时自然科学中经验论的“自然主义”，又可避免当时德国“精神科学”中的历史相对主义，从而可在哲学研究中奠定具有普遍确定性的认识基础。 据此，我们可以把“悬置”(即“把事物悬挂起来或搁置一边，没有着落或没有结果”)的这种一般解释，引申为“将现在不能解决的问题，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解决”。对“悬置”的这一理解使其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和价值，其目的并非回避问题而是等待条件成熟时解决已存在或已出现但目前又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是“悬置”在哲学语境下的语义。 在社会现实中存在两种类型的问题悬置：其一，问题的相关者并不知道有什么问题被悬置了，然而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其具有隐蔽性或人们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发现该问题已经存在的水平。由于人们尚未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因此也就不会采取解决问题的行动，这是对问题的无意识悬置。另一种悬置与上述悬置相反，问题相关者知道存在某种问题，但目前尚没有解决良方，或问题涉及多利益主体的博弈，如果处理可能会带来新的甚至更严重的问题抑或导致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亏失，因此对其或“视而不见”或“束之高阁”。由于不去解决或不想解决，所以这些问题似乎无解，但事实是很多被悬置的问题并非无解，而是问题相关者出于某种考虑有意将之存而不解或暂时不主动不积极去解决它们。 不难找到一些事关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政治和历史问题在时机尚不成熟时，我们并不急于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对其加以悬置的典型案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淡化姓资姓社”等一系列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扫平思想障碍的治国策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利用“问题悬置”的方法解放思想禁锢的政治智慧。为政之道有“先说再做”与“先做再说”等多种选择，择谁而用必须酌情处理。为什么要悬置一些问题?因为讨论和解决问题的时机未到。有些问题在时空上还处在敏感区、深水区，甚至禁区、雷区，因而不便讨论也不能讨论，若匆匆触及或许会导致问题的愈发严重甚至带来社会稳定的问题。因此，在国家重大决策上一些“问题悬置”绝非等同于不作为，而是将不宜解决的问题暂时悬置、以时间换取成功解决问题之空间的策略和智慧。理论成熟是一个国家文明的标志，改革开放近40年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源于观念和理论的突破，这些突破充满了利用“问题悬置”的时间长度换取“根本解决问题”之空间跨度的政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