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7)10-0067-23 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骚乱在全美再次引发种族问题的争论，然而整个事件中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事发后特朗普总统的言论在媒体、政界以及公众中激起的强烈反弹。特朗普在事后反复强调包括“极端左派(Alt-left)”在内的“多方力量(manysides)”有不可推卸的责任①，而在正面批判“白人至上主义”以及“种族主义”等问题上态度暧昧②，引爆了美国舆论。特朗普反对政治正确表态的争议言论、各方势力的猛烈反击、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被逐出白宫等一系列事件使得关于“政治正确(P.C.—Political Correctness)”的争执再次甚嚣尘上③，夏洛茨维尔事件生动而立体化地展示了当前美国政治极化态势下交织着多种议题的种族问题。特朗普反政治正确的立场不能视为偶然，也非只是个人作风的自然延续，而必须放置到政治正确议题与美国选举政治之间密切关联的大背景中去理解，这也是本文的主要任务：剖析特朗普反政治正确立场的缘起及背后选举政治的逻辑，并以此展示政治极化下美国民主运行的困境。下文将简练勾勒政治正确议题在美国历史上的嬗变，着重讨论这一议题如何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被特朗普高度政治化并左右选民的政治支持，最后着眼解析大选之后特朗普的反政治正确立场与当下美国社会政治生态极化、种族冲突回归之间的关系。这其中，最新的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的数据将被运用来分析政治正确与投票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当前美国民众关于政治正确议题产生的意识形态分化。 一、“政治正确”：禁忌的打破 2015年8月6日，共和党总统初选第一场辩论中福克斯电视台的梅根·凯莉(Megyn Kelly)提问特朗普，让他回应在推特等公开场合侮辱女性的言辞，特朗普给出了一段当时听来不可思议的表述：“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正确。我已经被很多人质问了，坦率说，我根本没有时间政治正确，而且这个国家也没有时间。我们国家已经摊上大麻烦了。我们已经不能赢得胜利。我们输给中国，我们在边界和贸易上输给了墨西哥。我们输给了每个人……我们需要力量，需要能量，需要效率，需要脑子来把这个国家转过来。”④ 特朗普的应答令全场哗然⑤，他直接点破了政治正确这个专业政客们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回避的争议词汇。翻看历次总统大选的辩论记录，即使在政治正确话题争论达到顶峰的20世纪90年代，也未有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触碰政治正确这个词汇，因为议题的高度敏感性可能引起的选民分化不言而喻。然而，“政治业余选手”特朗普不但轻易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并在接下来的竞选中大尺度地挑战了该议题的边界，历史性地颠覆了政治正确与选民投票倾向之间的关系。要理解特朗普如此打破禁忌对于此次美国大选以及大选之后激化的种族冲突意味着什么，有必要对政治正确一词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 根据语义学家的追踪，政治正确一词起源复杂、很难确切定义，但演化至今，该词一般是指美国人在公开措辞以及行为中构建的规则，即要求人们在言辞与行为中保护脆弱、边缘化以及历史上的受害群体，避免侮辱、激怒对方使之产生自卑的自我认知。⑥个中的核心是避免针对边缘化群体的冒犯性的语言、歧视的态度以及侮辱性的行为。⑦据1994年詹姆斯·潘德(James Pfander)在《宪法评论》发表的《宪法制定者们政治正确吗?》⑧，politically correct一词最早出现在1793年最高法院“克里斯赫尔墨vs佐治亚州(Chrisholm vs Georgia)”一案的判词中。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法官在该案中支持了公民起诉州的权力：“若在敬酒中说，向‘the United States’而不是‘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致敬，这是政治上不正确的。”⑨该词此时并非固定词组⑩，完全是字面意义的应用。因为判词对人民主权理论的膜拜，遭到了州权力的支持者竭力反对，此后由于美国宪法第11条修正案的通过，该案被推翻，威尔逊法官的这一表述完全被淡忘。 20世纪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黑人、女性、同性恋者等少数派所主张的权利开始成为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重要诉求，政治正确与“多元文化”“宽容”“平等”等一系列自由主义价值相连，并与美国错综复杂的种族历史关联。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该词基本都被限制在左派阵营内部，往往被相对中立的自由主义者用来嘲讽左派极端主义者对于其他左派的不宽容。(11)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论战再起，这一原本大体属于自由主义者自嘲的词被大学校园兴起的年轻右派保守主义者重新挖掘，并充分利用来攻击一切具有激进倾向的左派言论，将早先的politically correct更新到如今的political correctness版本。保守主义者在美国高校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运动，他们不再局限于对个别左派言论的零星反击，在一些保守主义者的资助下，建立各式保守组织，大张旗鼓地批判高教系统堕入了左派激进主义的泥坑，制造了一浪高于一浪的舆论，对自由主义展开全面的回击。(12)据对当时纸媒的考察，这场声势浩大的辩论在1990-1991年前后达到了顶峰，1995年后逐渐平息。(13) 诚然，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是美国民主的重要基石，是20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平权运动出发点之一，但在保守主义者眼里，左派自由主义者已经将这一原则过于激进地运用于争取教育平等、多元文化、环境保护、女性主义以及同性恋权利等运动中。保守主义者认为，对少数派权利的过度支持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正确的法西斯主义(P.C.Fascism)”(14)：保护少数人权利的原则被视为绝对正确、被不加区别地运用，已经损害到其他非少数族裔人群的权利，左派们并借此以排他的姿态限制着政治辩论的自由。所谓的“多元文化论(multiculturalism)”是对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传统的粗暴践踏(15)，对五花八门的价值观念的包容接纳稀释冲淡着美国的核心精神，保守主义的美国白人异常困惑、深感危机，他们发问“我们到底是谁”?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传统(Anglo-Protestant)所定义的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是否已经荡然无存?(16)自由主义者不能认可这样的指责，坚持认为美国少数族裔的权利，例如非裔的受教育权利，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得到平等保护，政治正确的标签是保守主义者用来攻击自由主义者的偏见，所谓政治正确的问题不过是保守主义编织的“神话(myth)”而非事实。(17)这场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激烈交锋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虽然在高校与媒体中淡出，但此后高等教育体系中的言论自由、少数族裔学生的权利保护问题仍然是敏感而重要的话题。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群体的利益与观念并未通过争论达成共识，美国社会行进在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分化道路上(18)，只是这种分化在九一一事件冲击美国国家安全后隐而不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