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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存在-神-逻辑学理论引起了法国哲学家和神学家的浓厚兴趣。尽管法国学界对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有着诸多批评，但也不乏继承与发挥的例子。其中最著名的尝试莫过于马里翁用此模式成功阐述了笛卡尔重叠的形而上学思想结构，这一独特解释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笛卡尔形而上学新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的学说。而存在论和神学之所以是探究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和存在者整体(也是至上存在者问题)的理论，它们之所以能够对存在者之存在作出论证，正是因为它们面对逻各斯作出答辩，它们在本质上是遵循逻各斯的，由此它们就被叫作存在-逻辑学和神-逻辑学。更明确地说，形而上学就是存在-神-逻辑学，或者说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是存在-神-逻辑学的。④ 海德格尔的这一学说似乎较好地反映了形而上学的结构，至少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中的理论结构。在《形而上学》中存在着两种形而上学，即一般的形而上学和特殊的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在第4卷开头指出，“有一门研究存在者之为存在者(
，或译为‘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以及存在者各种固有属性的科学”⑤，后来大家称这门科学为一般的形而上学，因为它研究一般的存在者而非具体的存在者。在第6卷中，亚里士多德提出有一门先于(
)物理学和数学的第一科学(
)，它只研究既可分离的(
)又不运动的(
)东西，他称之为神学(
)；而神圣者(
)正是这种既可分离又不运动的东西，即一种至上存在者(
)。⑥后来这门科学被称为特殊的形而上学，因为它研究特殊的存在者，即至上存在者。这一双重结构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理论中的一个事实，历史上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一般的存在者与特殊的至上存在者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本人曾经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即第一科学或第一哲学“由于是第一性的才是普遍的”⑦。这对于亚里士多德本人来说似乎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后人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⑧ 海德格尔对此问题的回答追求辩证统一：“形而上学不仅是神-逻辑学，而且是存在-逻辑学……形而上学是神-逻辑学，因为它乃是存在-逻辑学。形而上学是存在-逻辑学，因为它乃是神-逻辑学。”⑨换言之，对于形而上学的探讨不能单独考虑神之逻辑学方面或存在之逻辑学方面。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这里并不涉及上述两门独立学科的一种联合，而是涉及“存在之逻辑学和神之逻辑学所追问和思考的东西的统一性：普遍的和第一性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与最高的和终极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统一”⑩。在此我们注意到，海德格尔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和至上存在者都视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他把“第一性的”与“普遍的”等同起来修饰上述的一般存在者，而把“最高的”和“终极的”等同起来修饰上述特殊的至上存在者，这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设想是有一定区别的。这种统一性又表现为相互性，最高的和终极的存在者以其方式论证着普遍的和第一性的东西，普遍的和第一性的东西也以其方式论证着终极的东西。由此出发，海德格尔总结道：“形而上学的本质机制植根于普遍的、最高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统一性。”(11) 海德格尔的这一学说刚问世就引起法国哲学家和神学家的浓厚兴趣，他们围绕相关主题一共举行了三次比较著名的研讨会。第一次研讨会在1968年2月26日至29日举行，由索拉许瓦的多明我会学堂教士们组织，会议论文集次年以《上帝的对象性报告》为名出版，其中格福勒(Cl.Geffré)这样说：“作为神学家，我只说，我不能无视对海德格尔的质疑。”(12)这一立场也被认为是研讨会的总基调。(13)第二次会议由斯特拉斯堡人文大学组织，在神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于1985年的5月举行，会议论文集次年以《存在与上帝》为名出版。布尔格(D.Bourg)在《导言》一开始就指出，“对上帝的思考路线不再借用传统存在论的各条道路”，而应该探讨能够通达上帝的各条思想道路。论文集第一部分文章“促使我们评估希腊存在论与思辨神学之间由经院哲学所编织的各种联系的复杂性。思辨神学不应该被视为存在-神-逻辑学的一种简单的变形，不应该被视为一种希腊思维方式的被动的革新，而这种希腊思维方式却未经触动”，同时认为大家并没有公正地对待圣托马斯，只在他的作品中看到基督教的希腊化。相反，格福勒的文章《托马斯·阿奎那或古希腊文化的基督教化》则“向我们指出我们更多地是跟一种古希腊文化的基督教化打交道”。论文集第二部分文章讨论上帝与存在问题，学者们或者从神学话语应该奠基于《圣经》之上出发，或者从拒绝“一切都需要存在”的这一哲学构成原理出发，力图使上帝脱离任何存在思维。论文集第三部分文章则探讨了神学与语言问题，认为语言也可以被视为一条通达上帝的道路。(14)由此不难看出，第二次研讨会具有某种批评海德格尔的基调。第三次会议于1994年6月3日至4日在图卢兹的天主教学院神学系举行，会议论文集以《圣托马斯和存在论-神学》为名在《托马斯主义杂志》1995年第1期以专刊的形式出版。第三次研讨会继续第二次研讨会批评海德格尔的基调，波尼诺(S.-T.Bonino)在《导言》中指出，其中一部分文章对托马斯思想进行评注，检查这一思想是否受到海德格尔对存在论-神学发起的“诉讼”的影响，这必然要求对上述批评的反思；另一部分文章则集中讨论存在论-神学框架下的观念史如何为托马斯学说定位，譬如布勒努瓦(O.Boulnois)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指出，有关存在论-神学的辩论严格来说始于圣托马斯之后的邓·司各特。最后波尼诺总结道，“在此应该‘梳理’海德格尔的分析。如果正是在中世纪思想的内部形成了导向现代存在论的各种重大决定，那么中世纪神学就已经认识到了其他形式的形而上学思想，而其中圣托马斯的形而上学归根到底代表了反对这种偏航的一些请求”，或者说，“把中世纪看作存在论-神学符号下完全坚如磐石的一个时期是不可能的”。(15)简言之，大家对海德格尔用存在论-神学来解释中世纪形而上学思想表示了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