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关于权力制约必要性的思考，与权力本身必要性的思考几乎是同步的。权力制约理论不但构成了政治学知识的内核之一，而且在一些珍视自由价值的学者看来，权力制约甚至比民主更为重要。在不同流派的思想家那里，我们可以发现有关权力制约的精彩论述，但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主流话语是由自由主义流派建构的。 自由主义从人性恶的假设出发，强调对抗性博弈；其基本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权力只能靠权力来制约，一如野心只能用野心来对抗。具体而言，在政治制度的设计方面，基于私域和公域的区分，主张有限政府；基于公民权利保障，强调法治；在政体层面，则强调多维度和多层次的分权制衡。诸如此类的表达，已成为西方教科书的基本常识。 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诸如历史的惨痛教训、腐败治理的严峻挑战、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经济对政府权力边界和依法行政的要求、公民权利对法治保障的诉求等，权力制约的必要性已经成为国人的普遍共识。因此，如何在权力制约问题上探索一条中国特色之路，成为了无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勇于探索。大约在十六大前后，一种新的权力制约话语开始型构；经历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相关表述渐趋完整，其着眼点在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的理性化和民主化，目标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其中的一个亮点是，提出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命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一探索纳入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并对相关表述做出了微妙但颇为重要的修正。 然而，接受权力制约的观念并不意味着接受自由主义的方案(当然并不妨碍其中要素的可借鉴性)。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执政党领导下进行的一场改良运动，改革的“初心”是为了克服弊端，巩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因此，对“权力制约”一词的理解需要扩容：它既是对西方分权制衡(separation of power；check and balance)观念的中译，也是中共主流话语自我演化的新词①。 迄今为止，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实践的空间范围正在型构。具体的描述尚有待来自经验世界的素材，但基本的逻辑框架可以被大致勾勒出来：民主集中制设置了这一空间的一条基准线，对三权分立的拒绝构成了与之对应的对立边线。这两条边线加上一条基本原则——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权力制约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中国权力制约话语的框架性结构。仿照官方语言，可简称为“一个原则，两条边线”。 这一政治现实为中国政治学者思考权力制约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由此可以提出的理论问题很多，诸如：(1)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新三权)和立法、行政与司法(老三权)之间是什么关系?在权力制约问题上，它们发挥了相似的还是不同的功能?(2)如果说在权力制约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宪政(分权制衡)到行政法，再到新公共管理运动(决策与执行的二分法)的过程，那么在维持集权体制的前提下，发展行政法以及权力过程的分权实践是否可能?换言之，能否将两者从西方的历史语境(分权体制)中剥离出来，使其与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相结合?(3)如果可以结合，那么最终会形成怎样的格局?是一种新型的集权体制，还是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集权体制向分权体制的转型?等等。 鉴于这一话题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用更多的篇幅来加以说明。图1建构了两个不同的权力制约模式。对照显示，中共正在探索的权力制约方案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实践，这一探索在理论维度所具有的突破性，远远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其冲击程度之大或许只能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来进行比拟。区别在于，当年受到冲击的主角是经济学家，而如今处于漩涡之中的是政治学和法学研究者。 对于中国政治学者而言，从事这项研究可谓“开天辟地”：不但要挑战传统智慧——人们一直认为，集权体制与权力制约是相矛盾的；而且要面对来自实践领域的不确定性——在现代集权体制框架内从事权力制约的探索，用民间话语来说，乃“螺蛳壳里做道场”。能否腾挪转身，生造出一番新的天地，不但没有现成答案，甚至还必须追回一个前提性问题：这何以可能? 在这一语境下，实践中产生的问题直接引发了理论层面的思考。尽管相关研究方才起步，但基本轮廓亦已初步呈现。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区分了两种基于中国本土实践思考的研究策略。第一种研究策略认为，在权力结构方面，拒绝西方的三权分立，并不意味着拒斥分权制衡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泼出；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分权制衡方式。这一研究策略认为，在功能方面，决策、执行与监督的三权区分可以有效地替代传统的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在分工原理的基础上可以重构统一的分权制衡理论。这些年来，陈国权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探索，并发表了众多的专题论文和学术著作。为了区别于西方的分权制衡模式，本文将这一观点称为“新三权论”。 在分享诸多共识的前提下，第二种研究策略另辟蹊径，在权力结构维度，抛弃了分权制衡的进路。不但绕开了三权分立的制度安排，也回避了分权制衡的观念。这一研究策略有两个核心论点：(1)必须严格区分权力结构与权力运行两个不同层次；(2)将“新三权”的功能锚定在权力运行的维度，而不涉及政体层面的权力结构。基于当下中国权力制约的实践，这一研究策略尝试在经验描述和归纳的基础上进行相关的理论探索②。这一策略尚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姑且称之为“集权体制下的权力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