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7)11-0050-10 新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时代主题，可以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最强音。如今，全球化依旧如火如荼，无论是主动融入，还是被动防御，每个人都将“被全球化”。刚刚去世的齐格蒙特·鲍曼对世界的这一洞察，值得深思。 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一个时代主题，同时也是一个空间主轴，既离不开中国人的辛勤耕耘、不懈奋斗，也离不开其他国家民众的认知、理解与承认。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召唤，也是其规定。 所谓“复兴”，并不是回到“封闭”的伟大，而是传承中新造一种“开放”的文明，因而以追求和谐为目标的中华文化，希冀在求同存异中，与其他文化“美美与共”，合力打造命运共同体，共赢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 无论是从全球化的召唤，还是中华文化的自身特性；无论是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还是其他国家民众的交流愿景而言，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换言之，只有中华文化真正地走出去，才能够真正实现伟大复兴，才能够共享共赢，惠及全球文明。 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表现形式，文学当然要探究其在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中的角色、作用、价值与意义。只有自觉承载历史的重任，文学就不会在历史中消亡，反而将以其特有的位置与魅力，再造出久远的图景。 一、百年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挑战与应对 目前，关于百年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成果，已然成为学术热点，多受学界关注，如苏州大学王尧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张健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等，也取得了相应的硕果，令人鼓舞。但是，就现状而言，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历史的需求、重任、紧迫，与严峻的现实、实际的挑战之间的矛盾。 比如全球化。当我们认识到全球化之于今日中国的必要性时，也要警惕其构建过程中的西方霸权性，特别是萨义德所指出的“文化帝国主义”与“东方主义”。一些学者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中，已经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点，比如：西方出版市场、一些汉学家，对中国文学“性”“政治”题材与主题的偏爱；一些意识形态的因素，如阴魂不散的冷战思维，依旧试图形塑丑恶的、落后的中国形象；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学价值观，用西方性衡量民族性，导致中国文学价值的贬损等。对此，学者王侃总结道：“中国当代小说在北美、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时时面临三个层面的阻力：它可能来自某种制度化的语言过滤，也可能来自‘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选择，也可能来自文学本身的价值偏见。”①实际上，这是自鸦片战争，中国被全球化以来，一直所面临的困境，只不过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表现，但本质上依旧是东西方之间的冲突。这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所面临的最大的全球化挑战。 面对挑战，中国文学不是应不应对的问题，而是如何应对的问题。百年中国文学史表明，大部分时期，中国文学一直主动吸收、接受西方文学，在某一时期，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根，全盘西化，即便是到了当下，依旧存有很大的传播“逆差”。向西方学习，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和优点，这是应对全球化挑战时，应有的姿态，但在学习的同时，一味吸收而不辨别，一味接受而不输出，都是不可取的。对于前者，我们做得还比较好，鲁迅早就提醒过要“拿来主义”，而对于后者，虽然政府层面有意识地组织过大规模地输出活动，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八十年代开始的“熊猫丛书”等，但至少在知识阶层中，还未形成自觉输出与传播的意识，导致中西文化/文学交流的严重失衡。对此，张清华曾注意到：“在又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我们似乎只重视对外来文学的借鉴，而很少、也很羞于向别人介绍和推销我们自己。”②或许这也是面对西方时，文化自卑的一种表现。 到了新世纪，这一情形已有很大的改观，愈来愈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开始关注、致力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事业。但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而言，对此的认知似乎还有待提升。对此，学者黄立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聚焦“译”，却忽视“介”，特别是缺乏中国学者的位置，于是呼吁建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体系，敦促中国学者承载其应尽的时代重任。③传播体系的建构是当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所亟需的，没有体系，就无法传达出整体与持续的影响力。但体系的建构不能是盲目的，必须建立在完备的认知之中。 二、文学史书写中的“中国”认知 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势在必行，也就内在地规定了百年中国文学必须解决如何面向海外的历史问题。要真正解决此问题，就不得不处理好本土与海外这一全球化矛盾。 何为本土?何为海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一直是一个不得不面对却依然没有解决完备的历史遗留问题。 何为本土?实际上关乎“中国”概念的建构。梳理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可知，中国，首先是政治的“中国”。由于政治体制和政治命运不同时期的表征，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当代文学史，有一个以大陆为中心，不断辐射到台、港、澳的变迁轨迹。但这个“中国”是版图的中国，地理的中国。杨义在新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中，提出“全史意识”，认识到：“文化中国是一个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把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文学的‘分界’从血脉的深层加以‘打通’，自然就形成了‘大中国文学’的精神网络。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中和内在历史联系上，建立起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文学一脉相贯、四地互渗的精神网络，乃是几代仁人志士的一个‘勿忘我’的精神情结所在。”④从中可看出，杨义以“全史意识”，打破地理阈限，建构“文化中国”以替代“政治中国”的意图。这种认知，当然值得赞赏，可惜的是，在具体书写实践中，依旧将“台湾、香港及澳门独立成卷，由自然地理、政治地理窥探它们的文学地理”⑤，而没有如他所言的那样，真正建构起一个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一个用文化“打通”的20世纪中国文学全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