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17)05-0037-08 田小娥是《白鹿原》经典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话题，①也是《白鹿原》茅盾文学奖评选、修改的争议性焦点，②由《白鹿原》改编的电影、话剧、电视剧，都在田小娥形象上做足文章。王全安导演的电影《白鹿原》“展现一个被田小娥颠覆的白鹿原小乡村的历史、文化、革命和民俗交织聚合的叙事景观，即从白鹿原乡村内部生活来显现乡土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裂变和生死悲欢”，[1]85陕西人艺排演的《白鹿原》被视为“陕西的一个文化事件”[2]16。陈忠实用“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3]6概括田小娥的一生。二十多年来，痛苦、情欲、抗争、压抑、悲剧、自觉、主体性、性、女性等关键词，构成了田小娥形象的基本阐释空间。姚晓雷认为：“相比其他有相对稳定的个性特征以及大致正常的人生轨迹的人物而言，田小娥的形象则不断辗转于人、妖、鬼多条命运轨道上，身份和个性充满矛盾，能更集中地折射转型时代各种社会文化理念的内在诉求和矛盾冲突”，[4]50并注意到田小娥形象内涵的层面结构，提出了田小娥的四幅面孔：被封建宗法吃掉的善良弱女，沉溺于身体本能快感的欲女形象，中国革命话语语境下的阶级反抗女，具有恶魔性的女撒旦。 田小娥形象是陈忠实直面宗族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性进行拷问的结果，其形象至少有四种内涵：被歧视的“工具”(弱女)、大胆追求感性快乐的情感主体(欲女)、具有牺牲精神的复仇女性(仇女)、母性未泯的关怀者(凡女)。如果以田小娥为中心观测点，《白鹿原》诸多女性形象，又获得一种生动而深沉的寓意，更能显现陈忠实通过“爱与性”对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性的拷问。 一、田小娥形象的“精神资源” 就在挪开它的一阵儿，我的心里似乎颤抖了一下，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可悲的是任谁恐怕都难得有读完那几本枯燥姓氏的耐心。我在那一瞬有了一种逆反的心理举动，重新把“贞妇烈女”卷搬到面前，一页一页翻开，读响每一个守贞节女人的复姓姓氏——丈夫姓前本人姓后排成××氏，为他们行一个注目礼，或者说挽歌，如果她们灵息尚存，当会感知一位作家在许多许多年后替她们叹惋。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晕眼花，竟然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5]49 田小娥形象来自于陈忠实先生翻阅县志的灵感，带有“与生俱来”的历史内涵。但是，仅仅从历史内涵揭示田小娥形象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陈忠实能够从县志中语焉不详、毫无“文学性”的记录中，提炼出田小娥形象?田小娥形象与现实生活经验有哪些联系?在陈忠实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哪些因素激活了这些历史材料? 田小娥形象不仅仅有历史内涵，而且带有明显的时代精神特征，带有陈忠实丰厚的现实生活体验。可以说，田小娥形象是陈忠实调动理性思考、生活经验和艺术感觉，穿透“贞妇烈女”记载，对宗族文化(进而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立体式、全方位思考的结果，是现实经验与历史发现相互激发，理性观照与艺术感觉双向互动，个人思考与民族意识渗透融合的产物。田小娥形象中，既包含着县志资料的历史记载，也透视出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时代气息、西方文学人道主义话语的参照与影响，还有“荡妇淫娃”和“酸黄菜”故事，有“心底复活”的童年记忆，更有陈忠实对民族国家的深层思考和历史拷问。 《白鹿原》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社会语境和文化氛围所孕育的。多年以后，陈忠实还能清晰地叙述胡耀邦示范“整齐的西装领带”的场景，感受“西装和中山装已经成为思想解放和思想保守的时代性标志”。[6]38从思想资源和艺术资源层面来说，陈忠实受两种思潮的启发颇大：一种是经过人性、人道主义大讨论后，学界对人的全面性、深刻性和复杂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一种是“美学热”“中西文化比较”中，引进的“人物文化心理结构”理论。“那时候刚刚兴起性解放说，这无疑是现代西方输入的一种关于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说法。我在那些密密麻麻书写着节妇烈女的名字与现代西方性解放说之间无法逃避，自然陷入一种人的性的合理性思考。”[7]24陈忠实是一位严肃的作家，他要寻找爱与性背后的“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要寻找能够承载历史内涵和现实经验的爱与性。“这时候刚刚兴起的一种研究创作的理论给我以决定性的影响，就是‘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学说。人的心理结构主要由接受并信奉不疑且坚持遵行的理念为柱梁，达到一种相对稳定乃至超稳定的平衡状态，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质地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这是性格的内核。当他的心理结构受到社会多种事象的冲击，坚守或被颠覆，能否达到新的平衡，人就遭遇深层的痛苦，乃至毁灭。我在接受了这个理论的同时，感到从已往信奉多年的‘典型性格’说突破了一层，有一种悟得天机茅塞顿开的窃喜。”[6]41这种“突破”经过积淀、发酵，对《白鹿原》构思过程发挥了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