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八九十年代创作的转型，是她90年代后专心致志经营上海都市题材小说，进入创作成熟期的一个转折点。以前此类评论多是一笔带过，没人深究它复杂多层的内在肌理。但深入探讨会发现，这个所谓的上海都市题材其实就是典型的“地域小说”。这样问题就来了。她小说中的“地域视角”是怎么形成、并进而决定着其后来创作走向的?“地域小说”又怎么在王安忆后一阶段文学世界中旧貌换新颜的?这就得把论述着力点切分在1985年的“寻根思潮”上，将作家创作探索与当时文学变局加以联系来考量，建立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唯有借地域理论对它们做一个比较彻底的解释，对王安忆八九十年代创作转型的研究也才能被落实。 一、从阿城的“文学革命”说起 这得先从阿城等人的“文学革命”说起来。如果说1985年的寻根思潮是王安忆90年代创作转变重要的潮头之一，那么，阿城等作家发起的“文学革命”，无疑是一个醒目地标。在这个地标上清理王安忆创作转变的来龙去脉，既是论文的研究缘起，又能引申出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王安忆在《寻根二十年忆》中说：“一旦提起那个年代”，许多人便“显出万般的激动热闹”，“我说的那个年代，指的是二十年前，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运动潮起的日子。”她清楚记得：“有一日，阿城来到上海，住在作家协会西楼的顶层。这幢西楼早已经拆除，原地造起一幢新办公楼。虽然样式格局极力接近旧楼，但到底建筑材料与施工方式不同，一眼看去便大相径庭。那时，阿城所住的顶楼，屋顶呈三角，积着一些蛛网与灰垢，底下架一张木板床，床脚搁着阿城简单的行囊。他似乎是专程来到上海，为召集我们，上海的作家。这天晚上，我们聚集到这里，每人带一个菜，组合成一顿杂七杂八的晚宴。因没有餐桌和足够的椅子，便各人分散各处，自找地方安身。阿城则正襟危坐于床沿，无疑是晚宴的中心。他很郑重地向我们宣告，目下正酝酿着一场全国性的文学革命，那就是‘寻根’。他说，意思是，中国文学应在一个新的背景下展开，那就是文化的背景，什么是‘文化’?他解释道，比如陕北的剪纸，‘鱼穿莲’的意味——他还告诉我们，现在，各地都在动起来了——西北，有郑义，骑自行车走黄河；江南，有李杭育，虚构了一条葛川江；韩少功，写了一篇文章，《文学的根》，带有誓师宣言的含意；而他最重视的人物，就是贾平凹，他所写作的《商州纪事》，可说是‘寻根’最自觉的实践。阿城没有提他自己的《遍地风流》，但更像是一种自持，意思是，不消说，那是开了先河。”她接着说：“阿城的来上海，有一点古代哲人周游列国宣扬学说，还有点像文化起义的发动者。回想起来，十分戏剧性，可是在当时却真的很自然，并无一点造作。那时代就是这么充盈着诗情，人都是诗人。”但她承认，在这场“文学革命”的鼓动下，“不久，我的《小鲍庄》便在《中国作家》第二期刊登，同期上的还有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① 阿城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重镇的北京城到上海来发动“文学革命”，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隐喻。这隐喻有意味的倒不是阿城像一个文学界的革命家，住在上海作协狭窄的阁楼里，与上海一帮年轻作家批评家“激动热闹”地商量着如何促使文学发生激变；因为这微妙信息正酝酿着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重大变局：由北京充满政治色彩的“伤痕”“反思”文学，在这里将转向“陕西”“西北”“江南”和“湖南”等“地方性文学”——“现在，各地都在动起来了”。伤痕、反思的30后作家即将衰落，代表着寻根这一新兴思潮的50后作家正在崛起，诸如韩少功、阿城等已经亮出了《文学的根》《文化制约着人类》等文学宣言。这是“地方性文学”宣言，准确地说是“地域性文学”的宣言。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尖锐地问：“我以前常常想一个问题：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我曾经在汨罗江边插队落户，住地离屈子祠仅二十来公里。细察当地风俗，当然还有些方言词能与楚辞挂上钩。”“至于历史悠久的长沙，现在已成了一座革命城，除了能找到一些辛亥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遗址之外，很难见到其他古迹。那么浩荡深广的楚文化源流，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干涸了呢?都流入了地下的墓穴么?”于是，他很坚决地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故湖南的作家有一个‘寻根’的问题。”②就在韩少功情绪激昂的文章发表三个月后，阿城亮出了他思虑更深的宣言《文化制约着人类》③。他把韩少功“地域性文学”下面的文化根基继续做深做大，为寻根的“文学革命”建立起一个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化的二元框架。他认为从哲学的角度看，中国哲学是直觉的，西方哲学是逻辑实证的。东方艺术顺从自然，相信自然是人的一种生命形式，西方则认同人本，与自然对立。正因为对东西方哲学文化的差异性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对中国20世纪末将达到世界文学先进水平的预测，感到了悲观。这种悲观来源于很多人没有对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破坏的程度有理性估计，是盲目乐观造成的。“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文化大革命’更其彻底，是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因此，以“寻根”为指向的“地域文学”必须将重建民族传统文化视为己任，把地域文学建筑在强大自信的民族文化的大盘子上。在做了这么一番民族文化重建的逻辑推演之后，他非常高兴地看到了地域文学先于文化一步的可喜前景：“陕西作家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出来又进去，返身观照，很是成功，虽然至今未得到重视。湖南作家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一文，既是对例如汪曾祺先生等前辈道长中对地域文化心理开掘的作品的承认，又是对贾平凹、李杭育等新一辈的作品的肯定，从而显示出中国文学将建立在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继承与发展之中的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