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胡适对待抗战的态度而言，“和”与“战”的评说机制显得过于平面化和缺少弹性，虽然“亦战亦和”的缓冲地带终究被切断和明晰化，但是站在胡适变易自己言说方式这一临界点上，或可引申出一种“凝视”的力量。从胡适注意力的集中之处可知，胡适对待抗战态度的内在理路实则延续着胡适一贯坚持的“鹦鹉救火”①理想，那么，在救济的前提之下，“鹦鹉”何为?他必须不断变换角度与自我信仰、民族主义、政治生态、文化理想等内外焦灼的话题对话辩难，其羽翼之单薄与波澜壮阔的抗战图景形成对比，描绘出生动的现场感，却也因此凭借一种恰如“鹦鹉”般象征性的俯视视角与同时代拉开距离。 一 可堪调试的姿态：在“魏阙”与“江湖”之间 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胡适在日记中记道：“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可见他的心情并没有太起波澜，反倒颇有些意料之中，他唱和着陈寅恪“黄龙亦已陈”的感慨，反躬自问“事事落在人后，怎能不受人侵略”。②随着局势的日益紧张，这种与中国古代文人的亡国之恨极其相似的情感言说方式在以胡适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圈子间逐渐学理化起来，怀古式、个人式的悲叹作为感情的一极进而被整合并强化为现代知识分子对“独立”的认识和言说，并转化为实际行动。 “九一八”事变后，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本想凭借“自己的工作”，求得“一点思想言论自由”，却出于“对于政治的兴趣”③，不得不徘徊在“魏阙”与“江湖”之间调试自己的姿态。④回溯1922年5月胡适创办《努力周报》的经历，从主要撰稿者(高一涵、任永叔、陈衡哲、徐志摩等)构成的“圈子”可见，彼时的胡适保持着对政治的“低调”，但其内在理路却为“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⑤。譬如，1933年4月胡适婉拒出任教育部长的请求，为的是不让“行政”损伤了“学问”。⑥在胡适等现代知识分子眼中，“议政”与“参政”意味着自由与困境两种不同境地的分野，但是这种过于刻意的二分法以及落实在纸面上的表白文字其实遮蔽了知识分子内心的假想和预设的另外一种可能。从以胡适为中心的“学人圈”纷纷跌入“政治圈”⑦，到胡适1938年9月28日出任驻美大使，无一不是在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早年间“好人政府”⑧的理想，也坐实了昔日自我“预设的另外一种可能”。 问题的关键在于，知识分子从“学问”的角度考量政治必定会生出许多龃龉，其所受专业训练及历史经验与现实的政治操作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裂隙。如果忽略了这一点，那么胡适主张“和平”的意见便会被指认为道德的陷落，因此，从胡适在政与学中间调试姿态出发，便获取了一条进入胡适“危险”言论的路径。同时，如何保持一种张弛有度、若即若离的距离从而不失却“独立”的自由，成为胡适们怀想“为国家尽一点力”的立场与底线；责任心的负累也带给知识分子内心天平的失衡，于心筑的“魏阙”与“江湖”之间，胡适还是真正“为国家牺牲”了“独立自由的生活”⑨，虽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政治成绩，但不失为恢复为战争所打破的平衡感之努力。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虽然积极促美援中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⑩，但一向沉稳豁达的胡适在政治外交场域之外却时时闪现焦虑的一面。与此同时，胡适在任期间始终招致蒋介石的不满。1939年胡适刚上任不久，蒋介石便对胡适心生嫌隙，他在日记中讽刺胡适的“外交”能力，并准备将其调离。(11)1940年6月，蒋介石将罗斯福不理会自己的借款之举归咎于胡适，认为罗斯福的冷淡皆为胡适“不知努力”造成，斥其为“半人、毫无灵魂与常识之人”(12)。宋子文赴美后，蒋介石甚至电告宋子文“对外涉事，不必令适之参与”(13)，更是逐渐疏远了胡适。然而在这之前，胡适等学人还被视作社会精英而为国民党高层势力所争夺，胡适与蒋介石之外的政治势力多有接触，而对蒋并无太多好感。1938年春，蒋介石物色“智囊团人选”，胡适与张君劢、王雪艇、张公权、张季鸾等十一人入选名单。(14)如此一来，蒋介石煞费苦心地邀请胡适“出山”，在国难面前暂时容忍了时常怀“言论的冲动”的知识分子，但毕竟“江湖”习气无法尽褪，胡适在任期间仍“带着镣铐跳舞”。试举一例，胡适为了避免美国总统罗斯福再谈及中日“和议”之事，“只用‘挡’的方法，四十天不去见总统”，“政府若知道我这四十多日的苦心，必定要大责怪我。[看Sept.28 Time(《时报》)所记王部长的谈话]此种地方只可由我个人负责任。我不避免这种责任。”(15)胡适诸如此类未加请示的自由举动与言论还有很多，1939年10月30日胡适在美发表“We are Still Fighting”(我们依然在战斗)的演讲，“故意提出中日和议的必要条件：1．必须满足中国人民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有力的民族的国家的合理要求。2．必不可追认一切用暴力违反国际信义造成的土地掠得及经济优势。3．必须恢复并加强太平洋区域的国际秩序，使此种侵略战争不得再见”，但是“三个条件是我个人拟的，没有请示政府”。1946年2月21日胡适在这则日记的“附记”中补述道：这“三个条件，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我才正式请政府考虑训示。十二月美国参战后，复初部长始复电赞同。是年Dec.31，我在政治学会讲演，才正式申述此三点”(16)。“故意”、“个人”观点以及“没有请示政府”的冒险之举显然会给官方带来麻烦，虽然全出于国家利益至上的考量，他的“苦心”注定与国民政府的官方话语无法调和，更无法为真正的政客理解，倒是因此反被贬称为“官僚”、“政客”。(17)特别是胡适的爱好之一——讲演在其任职期间遭到了非议，这种“业余行为”显然做了胡适“不努力”的口实，宋子文就针对胡适在美国演讲之举，假托“国民”的名义讥讽道：“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18)胡适面对“太上大使”(19)的指摘却不以为意，他甚至对自己的“牺牲”早有准备，“弱国向强敌办外交，当然是吃力不讨好的事；身当其术的政治家，当然要准备为国家牺牲自己，大之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小之也得准备牺牲一二十年的政治前途”(20)。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龃龉最终还是在“为国家做点面子”(21)的发愿下暂时消歇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