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2096-2991.2017.06.008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991(2017)06-0055-07 近年来，关于鲁迅遗产的问题几乎成为鲁迅研究界最热门，尤其是鲁迅诞辰135周年和逝世80周年之际，各种学术研讨会、纪念会议特别多。网络及各种媒体也有很多关于鲁迅的文字。我参加了几次关于鲁迅的学术研讨会，很受启发。这些学术会议主题或者直接以“鲁迅文学遗产和精神遗产”为主，或者以此为热议话题之一。人们无不希望鲁迅遗产发扬光大，能够得到很好的继承，但是，究竟怎样才能更充分地达到这一目的，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研究有一点启发。 一、如何理解鲁迅的“深刻” 长期以来，鲁迅就被认为是最深刻的作家，这起码可以追溯到鲁迅在世的1920年代。本文无意从头梳理这个问题，只想从1980年代谈起。 在1980年代后期，像李泽厚这样开放、自由的思想者——他是比较早地将胡适、鲁迅放在一起比较的人，也还不能完全处理好鲁迅与其周边文化关系的问题。在《胡适陈独秀鲁迅》一文中，李泽厚肯定了胡适的三个贡献：一是提倡白话文与新范式；二是给当时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力，主要是指《中国哲学史》《红楼梦考证》等为代表的学术研究；三是不太成功的贡献是在哲学上提倡一种普遍适用的方法论即杜威的实用主义。李泽厚说： “胡适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毫无见解，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如所谓‘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之类)、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唯一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由一个主张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为何会最终走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1]88-89 鲁迅呢?李泽厚认为，鲁迅突出的思想个性在于既有尼采的孤独、悲凉的现代体验，又饱含着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体验和认知，把尼采哲学与中国社会历史的沉重而具体的内容纠缠、融合在一起，因而鲁迅便是最深刻的思想者。经过这样的比较，鲁迅与胡适之间的等级差别就显而易见了。等级差别一出现，就很容易推选出最高的楷模。既然是最高境界，那就只有照办、遵循了，还谈何思考和怀疑呢? 鲁迅最深刻的观点几乎变成了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尤其是在一些鲁迅研究者那里。钱理群先生认为，与其他现代作家相比，鲁迅在两个方面最深刻： “鲁迅研究跟其他现代作家研究有什么区别?在我看来，区别主要有二。其一，作为‘人学’，鲁迅文学的最大特点与魅力就在于对人的灵魂开掘之深。”“其二，作为‘改造中国社会之学’，鲁迅文学的另一个巨大魅力，就是他对中国社会问题开掘之深。”[2] 我以为，这种远超于现代作家的“深刻”，是需要一定前提和条件的，省略这些前提和条件，就很容易把鲁迅再推向神坛。周作人几乎和鲁迅同样“深刻”，但是，由于周作人越来越趋向于“静逸”的深刻，那个“流氓鬼”越来越变得宁静、淡定，完全屈服于“绅士鬼”的隐士趋向，面对苍茫的虚无，无心对抗、搏击。在他看来，“抽刀断水水更流”，就没有必要总是抽刀了。于是，以一种宁静的姿态，面对着苍茫的世间。钱锺书也同样深刻——在叔本华哲学的意义上。近似于周作人，他也是“静逸”的深刻，但是，他的讽刺更犀利，也直逼人性的深处，甚至可以说并不亚于鲁迅，即使是从“刻薄”上看，也相差无几，但是，他却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书桌旁，对“十字街头”始终没有任何的兴趣。他是完全跳出圈外，看着人世间，哈哈大笑或会心一笑，笑看天下可笑之人，和周作人、钱锺书相比，鲁迅并非在深刻度上超过了他们，而是在勇敢、热烈、激情方面大大超过他们，他的反抗，充满着异域现代性文化的活力和力量——拜伦、尼采式的强劲力度，虽然也有一点启蒙者的用心，再外加一些“左翼”资源，却也并未百分之百地抱着重建历史的信念，只是这反抗、热情太具感染力，能够极大地满足现代中国人普遍的心理需要，以至于对他的拜伦、尼采式虚无、绝望视而不见，将鲁迅的一切都当作是重建历史的行动，所以鲁迅倍受人们的重视，乃至被神化，他的“深刻”也就被格外地凸显出来，而其他人的深刻则被忽视了。其实，他们是不同文化类型或个性的“深刻”。如果抛开这些前提和条件来谈“深刻”，未免太形而上，势必导致鲁迅无论怎样都高出其他作家，这就很容易走向简单化和僵化。 如果抛开一些前提和条件，鲁迅与现代中国其他文化力量之间的关系就很难顺利处理。从五四到三十年代，鲁迅批的“骂”的人和事很多。不少专著整理、记录鲁迅和他的论敌之间的激烈论战。这些人和事往往代表着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倾向，他们都是错的吗?或者在文化价值上都低于鲁迅的文化选择吗?长期以来，学术界将胡适与鲁迅进行比较，以鲁贬胡有之，以胡贬鲁的也有，感觉双方好像变成了刘邦、项羽，都在争夺鲁迅所骂的那把高高在上的椅子。我当然赞成那种鲁迅与胡适各有特点、各有长短的观点，如果将鲁迅神化或绝对化，就很难成立了，就势必造成一个高一个低的局面，其结果不外是一个臣服于另一个，或一个被另一个吞掉，就不知不觉地回到一元论的绝对主义老路上去了。同理，在胡适之外，也还存在着更广大的文化地带和复杂多样的文化样态，怎样处理这些文化存在与鲁迅的关系呢?还有另外一种简单化的倾向。许多人一直在强调作为学者的鲁迅，研究鲁迅的学问有多大多深等问题。当然研究鲁迅的学术贡献也不是不可以说，但是，要清楚，在晚清、民国时期，如果在学术上综合审视，鲁迅比不过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锺书等人，也有人研究鲁迅的翻译问题，强调鲁迅“硬译”的重要性，其实，在翻译方面鲁迅的确比不过他的论敌梁实秋，梁实秋历时30多年，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堪称“埋头硬干”，要比鲁迅晚年翻译的《死魂灵》贡献更大。还有人把鲁迅个人的小嗜好也拿出来，如晚年和郑振铎一起搞的《北平笺谱》，等等，甚至放大，不仅用来证明鲁迅不反传统，仿佛鲁迅方方面面都高出其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