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7)05-0029-07 一、抗战文学“时段性”品格的生成 抗战文学孕育于中华民族伟大而艰辛的抗日战争。抗战所造就的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赋予了它区别于其他文学样态的独异的“时段性”品格。 这种独异品格的获得，首先要归因于特殊时代背景下民族国家的需要。鉴于抗日战争中中国和日本悬殊的实力差距以及国土不断沦丧的残酷现实，“全民抗战”成为保全民族国家的必由之路。想要“全民抗战”，就必须鼓舞民众抗战热情，唤醒并强化民众的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传达国家意志，使个体的力量形成一种合力，从而战胜民族共同的敌人。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视为“抗战进行精神动员的最重要的手段”①而得到各方重视。在当时，社会对文学的期待是“源源不断地动员更多的民众力量参加到抗战的队伍中来”②，因此文学的“宣传教育作用”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发挥，文学内在的“功利性”被不断张扬，而“艺术性”的生存空间则被压缩，文学自身的规律遭到冷落。③由此可知，抗战文学自其产生之初，即是一种“非常时期”的“非常态文学”，是一种国家危机的“应急机制”，这就决定了它内部结构配比的失衡。文学作为“宣传工具”的现实，使得文学的重心愈发“偏重社会功利、民族利益乃至国家立场”④，进而产生了对文学各个层面的“约束”，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作者的审美趣味和个性特征的发挥空间。 因此，有论者指出：“抗战时期的抗日文学还不能算真正的‘抗日文学’，而是一项‘文学抗日’活动”，从形成机制与功用指向而言“它首先是中国作家自觉的战争参与，其次才是有意识的文学创作”。⑤自然，这种特殊情境需求造成的文学内部结构的失调，在不加修正的发展之后，最终导致了抗战文学的“现实主义”危机。但是在当时的情境下，这种文学模式的产生是一种现实的“必然”，也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再看作家层面，在抗战所造就的严峻的民族生存危机面前，中国的绝大多数作家是毫不犹豫，乃至怀着激动的心情加入抗战文学的书写之中的。这源于中国文学一直以来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来源于中国知识分子所怀抱的“感时忧国”的济世精神和道德担当，也与“五四”文学一直以来所强调的文学影响生活的理念相关。他们认识到“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高于一切”⑥，这种责任感甚至使他们喊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希望以一个“战士”而不是一个“作家”的身份参与战争，从而更直接地服务于抗战。在这种历史使命感的驱使下，作家自然会贯彻抗战文学的“功利性”理念，对自己的创作进行调整。同时，随着文化中心的沦陷，相当数量的作家陷于流亡之中，如前所述，在流亡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认识到了广大民众是抗战的主要力量，从而调整了自己与民众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内地的民众与自己原来所面对的文化中心的阅读群体之间文化素养的差异。与此同时，抗战的舆论动员的需要又希望他们创作出能够接近民众并引起他们兴趣的作品。在这三者的相互作用之下，民间广泛流行的“旧形式”无疑对作家具有强烈的诱惑力。需要注意还有，旧形式在抗战初期的广泛应用，还与抗战所造就的生活的急剧变化造就作家的“手足无措”、颠沛流离的生存状态造成的思考余裕的缺失、抗战的迫切需求和作家激昂的情绪的影响造成的文学需要的“静观”态度的消减有着相当的联系。这不仅导致了旧形式的广泛应用，也造成了抗战初期作家对“轻骑兵式的小型作品”⑦的青睐。可以说，作家们的抗战创作是在历史使命感指引下，强调文学“功利性”的激情创作，在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知识分子对国家与民族的深厚感情，他们在危局之下的勇气与担当，这都赋予了这批文学作品动人心魄的力量。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这些艺术作品从质量到形式的诸多缺陷，它们并没有能深刻反映大时代中“事件”与“人物”所特有的复杂性，流于口号化和概念化，虽然能服务于一时的宣传，但是却没有长久存在的价值。除了时代对文学“功利性”的极端强调之外，这大概也是作家放弃自身位置所造就的“恶果”。 最后，抗战文学“时段性”品格的形成与政党政治的介入也有着一定关系。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在抗战之前，文化中心的存在，形成了一个相对“自足”的文学环境。相当数量的作家就食于高等院校，写作只是他们的“余兴”，相对稳定的经济保障使得他们在创作中展现出更多的“个人趣味”。而那些依靠稿费生活的作家，也由出版机构作为中介，需要考虑的也主要是读者的口味。在这种情况下，政党政治的影响力体现得并不明显。当抗战爆发，原有的文化中心及其自带的文化运作体系被打破，陷于困窘的流亡的作家们所面对的是缺乏消费力又需要他们转变创作风格的新读者。然而这种新的风格又不为出版商所欢迎，其结果是：“大众文艺既不为出版商人所欢迎，作家也就无法饿着肚子再认真的写作了。”因此，“要抗战文艺大众化运动真正深入到民间去，只有希望政府的文化当局能够切实负担起出版和输送的责任”。⑧ 于是，政党政治文化开始深刻介入抗战文学之中，实现了对文化市场地位的“代替”，这也进一步强化了抗战文学的“宣传教育”功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满足抗战宣传的需要成为了抗战文学生产的第一准则，对作品生产的数量和速度的要求不断提升，更加推动了不同作品的“同质化”，往往确定一个框架之后进行“文字装填”，带有较为明显的“批量复制”的痕迹。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抗战文学自身的公式化与概念化倾向，也使得抗战文学模式进一步“僵化”，最终促使文艺界对其进行反思。 二、“时段性”品格意义的重估与反思 我们之所以以“时段性”品格来概括这一时期的文学的特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大多呈现出“非常时期”的“非常态”文学样态，带有浓厚的战时文化色彩。它主要体现出以下特征：以抗敌救亡为终极追求和最高原则；在创作目的上强调文学的“宣传教育”功能，注重文学的“功利性”，强调文学对现实的反映和“干预”；在创作题材上以反映战场生活和塑造英雄形象为主，具有鲜明的“前线主义”特征；在创作风格上，追求悲壮雄浑的历史感，感情色彩上以歌颂为主；在作品形式上，以多短篇创作为主，多采用旧有的通俗文艺形式；在作品的接受方面，主要利用政治资源完成自身的生产与销售。因此，抗战文艺相对于其他时期的文学样态，具有诸多“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也导致了它自身的“僵化”和“异化”为“抗战八股”，最终被文艺界集体反思。需要指出的是，在对抗战文学模式进行反思的时候，任何脱离了对抗战文学模式生成的合理性与其对抗战的实际作用的“后见之明”都是应当避免的。对抗战文艺模式的反思，首先应当建立在对其生成机制和作用的全面性考量的基础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