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塑造与描述总是有非常固执的简化倾向，而如果试图返回历史现场去观看，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抗拒和消解这种简化倾向。新文学至少从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推出以来，其经典化的理路、范围、对象在此后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基本上一统江湖。不在这一理路或游离于这一理路之外的，则被冷处理，渐至于被遗忘。之所以有此感慨，缘于笔者曾对抗战期间影响很大、持续时间甚长的一种杂志的关注。言及“抗战期间影响很大、持续时间甚长”这个限定，大多数人会首先想到的是《抗战文艺》杂志。然而，本文要详论的并不是众所周知的《抗战文艺》，而是曾经辉煌一时后来却长期被湮没的《民族诗坛》。 一 出版概况与编辑体例 《民族诗坛》于1938年5月创刊，在武汉出了4辑后，于1938年9月即第一卷第五辑起正式迁至重庆发行。至1945年12月终刊止，杂志共出版了五卷二十九辑，前后历时近八年，几乎贯穿于抗战全过程。杂志原为月刊，每月1号出版，每年出版两卷，每卷六辑。除第五卷只出版了五辑外，其他各卷均出满六辑。从杂志各辑的发行时间来看，第三卷第六辑(1939年10月)之前均为每月出版一辑，自第四卷第一辑(1940年6月)起，各辑出版时间时有变动。比如1940年6月至1942年3月，杂志竟历时一年多才出满第四卷。卢冀野回忆，“二十八年五月以后，几于每辑必愆期。直至三十年十二月，始刊完四卷。”①1943年5月至1945年12月，经过两年多也未出齐最后一卷，只就时间间隔来看，四、五两卷的出版确实很困难。第五卷每辑间隔时间较长，1944年杂志未刊行，第二、三两辑竟间隔逾一年半。第五卷的四、五两辑非卢冀野主编。卢前时任教于中央大学，该辑为卢氏四十生辰纪念合辑。②虽然此辑的编辑体例沿用“诗录”、“词录”、“曲录”这几个固定栏目，但本文并未归入杂志各辑笼统分析。自第五卷起，出版卷辑方式有所改变，计划两月一辑，每年一卷，但系战争之故，此计划并没有实现。 《民族诗坛》的印行者为独立出版社，总经售处为正中书局，第二卷第四辑又增加了中国文化服务社和拔提书店，第四卷第四辑无拔提书店，第六辑总经售只有正中书局，其后又稍有变动。总体看来，杂志的经售处主要为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及拔提书店三家，三家书局都处于国民党的控制下，有官办色彩。据《重庆市书店概况登记表》显示，当时的重庆地区国民党旗下书局的资本远超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生活书店等私营书局。③又据《国民党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工作计划大纲》，该计划明确提出各官办书局(正中书局、拔提书店、青年书店、中国文化服务社、独立出版社、国民出版社)要设立分支店④，所以，可以推想官办书局的实际资本更大则是无疑的。所以，《民族诗坛》有明显的国民党官方背景，其能在抗战烽火中持续八年与此不无关系。但是，国民党的文艺制度和意识形态建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杂志撰稿人的写作仍需要具体的分析。 国民政府的出版审查制度在该杂志中亦有反映。据《国民党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审查机关许可出版之图书杂志一律发给审查证，各图书杂志于出版时应将审查证号码用五号铅字排列底封面上角，以备查考，其有并无审查证而冒印者，应依照第十一条之规定加重处罚。”⑤《民族诗坛》第一卷一到四辑在武汉发行，版权页显示“中华邮政认为新闻纸类正呈请登记中”的字样，第五辑审查通过。自第三卷第六辑(1939年10月)起，则须经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才能发行。杂志定价也从第三卷第六辑开始翻了一番，分别从每册两角、半年一元、全年两元上涨为每册四角、半年两元、全年四元；第五卷第二辑的单册定价已上涨至六角五分。图书审查的趋紧和杂志定价提高，则透露出国民党当局文化政策的转变及抗战时期国内的经济状况的信息，而发行地点和通信处的变动折射出了时代的动荡和文人的流徙。 相对而言，在近八年间的办刊历程中，《民族诗坛》的栏目设置保持了基本的稳定，变动不大，即使是第五卷第四、五合辑的纪念专刊也采用了一贯的编辑体例。该体例主要包括“诗录”、“词录”、“曲录”、“新体诗录”四种常设栏目，辅以其他的栏目。 “诗录”、“词录”、“曲录”是常设栏目，贯穿杂志发行始终。“新体诗录”从第一卷第一辑一直延续到第四卷第二辑，共刊载了93首新诗，所占比重较小。早在杂志第一辑刊布后，主编卢前即表示：“接到来稿甚多，大都为古近体诗；词稿，曲稿，及新体诗稿均感缺乏”⑥，这种情况此后各辑也没有多大改善。据统计，杂志的作品发表总量约为4200多篇，其中旧体诗占70％以上，且作者群体远大于其他栏目；“词录”作品不到总发表量的12％，“曲录”不到10％，而“新体诗录”则不到8％。鉴于此，将《民族诗坛》定性为旧文学刊物并不为过。当然，这里的“旧”是仅从体裁方面来说的，并不涉及文学价值的评判。 我们从“新体诗录”和少量译诗、歌曲等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杂志对此前旧文学刊物的突破。《民族诗坛》第一卷第一、三、六辑共刊载了5篇译作，第一辑和第三辑中的诗歌为《中国星期评论》(China Weekly Review)的征文。第六辑发表了施绍父的译诗《乞食女》和《磨坊主》。这些译诗，只有“The Rape of Shanghai”一首是用白话文翻译的，其余几首都是韵文译作。此外，时有歌曲附于辑末，这种文体的尝试，是通过大众化、通俗化的方式鼓舞士气，振奋民心。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