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6.04.052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6-12-29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CN33-6000/C 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近七十年发展的今天，愈来愈多的人已逐渐认识到“历史化”问题的重要和必要。尤其是从21世纪初开始，受美国学者詹姆逊关于“永远历史化”观念的影响，加之诸多因素的催化作用，“历史化”更是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不少有识之士，如程光炜、李洁非、李杨、陈晓明等学者纷纷聚焦或涉笔于此，以至于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引发了一种带有知识重构和学术转向性质的“历史化思潮”。然而，由于这一“历史化”(为叙述方便，以下删去“引号”)是在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语境中进行的，而后现代主义是反理性、反本质、反崇高的，所以，它在给当代文学历史化带来前所未有的“解放”的同时，也对其有关政治和革命的叙述形成了排拒。大量事实表明，政治和革命虽非历史化的全部，但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十七年更是如此；即便是八九十年代与之相异甚大的先锋文学及其研究，也都建立在对它们参照的基础之上。而要对这一事关当代文学整体和全局的问题进行历史化，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历史观问题。只有抓住了这个根本的、关捩的问题，才有可能对繁复的历史保持理性的清醒，对当代文学做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评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李杨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一书后记中的断言当称不谬：所谓的“‘历史化’还不仅仅意味着将对象‘历史化’，更重要的还应当同时将自我‘历史化’”[1]366。 上述种种构成了本文写作的动机和基础。接下来要做的，主要试就以下两个方面展开阐述：首先，从历史观与历史化关系入手，分析前者对后者的特殊导向和规约作用，也借此对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历史化流脉进行梳理，为全文论述提供一个切实的学术背景。其次，在此基础上，分别就当代文学政治与革命如何历史化以及历史化的有关难点问题进行探讨，通过这样两个具体视角，将历史化中的历史观问题引向深入，并提出笔者的一些粗浅想法。在目前当代文学历史化启动不久的情况下，历史观问题的提出对当代文学整体研究水平的推进和提升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历史化背景及历史观问题的提出 文学历史化本质上就是基于逆向因果关系的一种“事后”考察，即“知道一个结果，我们在时间上回溯它的原因”[2]81，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来表述，意思就是历史研究“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3]93。这使得对历史事实的叙述由简单地按时间序列描述转变为一种按逻辑论证推理的过程。这也意味着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观即根据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和评价当代文学及其历史化，可以被纳入逆向的事后考察范畴。所不同的，只是当代文学研究对象离我们太近，其中一部分(特别是新时期以降的这部分)几乎完全与我们处于“同构”状态，它们没有也来不及经过时间的淘汰和积淀。另外，当代文学生成并受制于“一体化”体制，既打上制度、文化、民族方面的深刻印记，同时也具有人类文明和文化普适性、共同性的潜质。对此，如何将史料与当代文学融通，给予历史重构，防止神化拔高或虚无主义，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当然，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当今天提出历史化及历史观问题的时候，我们已处在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语境中，“文学终结论”在中国甚嚣尘上，文学及文学研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人们在并没有充分“正本清源”，理解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完整内涵的情况下，又匆匆开始反本质主义和反普遍主义，将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等同于一种反历史反人性的绝对主义进行贬斥。所以，这就更给逆向的事后考察平添了难度，使当代文学在向学术化、客观化、知识化的转向上，徒生了许多无法克服的自我矛盾和悖论。当代文学历史化之所以出现“理论的模糊性与理解的同一性的矛盾”、“理论的有限性与历史的客观化的矛盾”、“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矛盾”[4]，都可从中找到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曾引发过一场带有连续性的“重新历史化”活动，一批中青年学者借助思想解放的话语空间，利用新启蒙的思想资源，通过对柳青《创业史》、赵树理方向和金庸文学大师等的“重评”、“重写”、“重排”，“一方面迅速确立了学科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也在此基础上企图进一步清理文学与国家、文学与党的意识形态等更广大范围内的历史问题”[5]151。当然，它在消解和颠覆既定文学观和历史观的同时，也将文学与政治、历史、社会之间的复杂关联有意无意地简单化了，表现出相当浓厚的二元对立的思维理路。诚如后来的一篇“再反思”的著述中所批评的那样：“在对文学史‘教科书’性质的检讨中，一种历史化的眼光使得文学史的内在机制得以显露，但对于新的文学史框架，这样一种历史观的眼光恰恰失落了。在‘学术’、‘独立’、‘科学’等字眼中，不难看出一种本质化的理解倾向，对自身前提、限度以及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关联的反省，也随之缺失。”[6]126有的则提得更为尖锐，认为这种“‘破坏’、‘怀疑’、‘否定’还(也)滋生了不好的文学生态，它会把文学创作看做是很容易的事情。对经典的轻视，成为‘超越’、‘创新’、‘多元’的话语前提，甚至成为某种障碍，我们很难想象，这是一种成熟、自律和健全的文学年代的姿态”[7]220。我们今天的历史化事实上就是对八九十年代那场“重新历史化”的“接着说”，在历史观问题上形成了既承续又超越的逻辑关联。也就是说，对这场“重新历史化”，一方面，我们既要充分肯定它在当时背景下革故鼎新的作用，是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形成的封闭僵硬的阶级论、本质论的思维观念的大胆超越，为今天的历史化打下了基础，做了有力的铺垫；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其自身的历史局限，它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二元对立思维，将文学对政治的态度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如果说八九十年代“重新历史化”是一场显性的、以启蒙史观为主体的文学活动，那么现在这股历史化思潮则是一场隐性的、以多元史观为标志的文学活动。它们之间有连续性和一致性，更有因学术语境变化而带来的转型和延异。 已有一些学者从跨学科研究、历史化转向、本质主义/非本质主义、西方思想影响以及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经济、中国意识形态结构体系与历史潜文本和主体的辩证互动关系的角度，对历史重构的历史化思潮及其历史观的变化进行了归纳、梳理和分析①。有的还立足于创作实践，将这种变化归纳为“改写经典的历史叙事而发掘出不同的反思性体系”、“有意逃离宏大的历史叙事”、“回避统一观念的文学叙事”、“感性经验、游戏式的和反讽性的风格”、“历史元叙事的解体”等诸多特征和表现，认为当代文学已进入了“平面化狂欢”的时代[8]251。这对我们的研究是有启发的。作为“事后”考察，当代文学历史化牵涉到当代中国政治、革命、社会、历史等许多敏感问题，原本就很复杂；而且八九十年代那场“重新历史化”许多问题刚刚展开，还来不及认真讨论和仔细辨析。这就使其在颠覆传统历史观念并给我们以深刻启示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陷入了历史与存在的迷津，因而显得更为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