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著名政治家、“甘露之变”的参与者和罹难者舒元舆曾创作过一篇《牡丹赋》，笔者结合舒元舆生平事迹、政治活动、性格心理特点等，曾考订其《牡丹赋》可能作于大和九年(835)暮春，即“甘露之变”爆发前半年左右。①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宗、武宗朝数度为相，政治生涯跨越“甘露之变”的著名政治家李德裕，也曾创作过一篇《牡丹赋》。李德裕《牡丹赋》，傅璇琮先生《李德裕年谱》、《李德裕文集校笺》认为作于唐武宗会昌元年(841)三四月间。然舒元舆《牡丹赋》，“时称其工”，唐文宗甚至在“甘露之变”后某次观赏牡丹时不自觉地吟诵起舒赋中的名句。以舒元舆《牡丹赋》在当时广为传播的情形来看，李德裕不可能全然不知，但其《牡丹赋》序却声称“惟牡丹未有赋者”，不免令人心生疑窦。对此，笔者曾解释为，李德裕在“甘露之变”以后因政治形势颇为险恶而有所避忌刻意不提。但以李德裕的地位声望，以及舒元舆《牡丹赋》的知名度，无论如何不应如此处理。近阅与李德裕《牡丹赋》相关的人物传记资料，梳理“甘露之变”前后相关人物的仕履行迹，发现傅先生可能因对相关史料偶然失检，从而误判该赋作年。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舒元舆在其《牡丹赋》序中，也声称“未能有赋之(牡丹)者”，从而舒元舆在创作《牡丹赋》之前，对于李德裕《牡丹赋》也全不知情。而李德裕乃是唐文宗、武宗朝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其一举一动，牵动时代神经，故其创作《牡丹赋》，亦不容人不知。倘若李赋在前，舒元舆也没有理由绝口不提。 那么，李德裕《牡丹赋》究竟作于何时?为什么两人在赋序中均声称此前未有赋牡丹者?同朝之人创作同题之赋，均未提及对方的赋作，这其中是否另有蹊跷?由于舒元舆创作《牡丹赋》的时间节点非常敏感，密切关联到当时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因此，进一步推考这两篇赋的创作时间，以及分析其与“甘露之变”的关系，显得颇有必要。 李德裕、舒元舆《牡丹赋》创作时间考 李德裕《牡丹赋》赋序云： 余观前贤之赋草木者多矣，靡不言托植之幽深，采斫之莫致，风景之妍丽，追赏之欢愉。至于体物，良有未尽。惟牡丹未有赋者，聊以状之。仆射十一丈蔚为儒宗，词赋之首，声气所感，或能相和。又见陈思王赋序，多言命王粲、刘桢继作。今亦效之，邀侍御裴舍人同作。② 傅璇琮先生根据序中所提及的“仆射十一丈”，考订此赋作于会昌元年(841)春。《李德裕年谱》云：“文中‘仆射十一丈’，乃指王起。《旧书》卷一六四《王起传》：‘武宗即位……寻检校左仆射、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朱金诚《白居易年谱》会昌元年引白氏《早入皇城赠王留守仆射》诗，谓王起自东都留守征拜吏部尚书、判太常卿事，约在会昌元年春后。本文云：‘青阳既暮，鷃鶗(《全唐文》作‘鴠’)已鸣’，亦为暮春之景，即当作于本年。”③《李德裕诗文校笺》也有类似考证。④ 按，傅先生推断“仆射十一丈”为王起，不误。《唐人行第录》“王十一起”云：“《白氏长庆集》一九《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诰与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人同宿话旧感怀》，据《旧传》，穆宗即位，起拜中书舍人，正与白知制诰同时，起兄播号王八，故知王十一是起矣。《元氏长庆集》六有《送王十一南行》、《文饶别集》九《秋声赋》序之尚书十一丈，亦是王起。”⑤ 李德裕既尊称王起为“仆射十一丈”，则其时王起必已进位仆射。那么，王起何时进位仆射?傅先生、周建国均订在武宗会昌元年，但据新旧《唐书》本传，王起实于大和八年“检校右仆射”。《旧唐书》本传： (大和)七年，入为兵部尚书，八年，检校右仆射、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九年，就加银青光禄大夫。时李训用事，训即起贡举门生也，欲援起为相。八月，诏拜兵部侍郎，判户部事。其冬，训败，起以儒素长者，人不以为累，但罢判户部事。⑥ 《新唐书》本传： 起字举之……入拜尚书左丞，以户部尚书判度支。……召授兵部尚书。以检校尚书右仆射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李训为宰相，起门生也，欲引与共政，即加银青光禄大夫，复以兵部尚书召判户部。训败，起素长厚，人不以训诿之，止罢其判。⑦ 据新旧《唐书》本传，王起在大和七年九月曾入为兵部尚书，次年“以检校右仆射、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此后，大和九年八月，复入为兵部尚书，判户部事；开成三年充翰林侍讲学士，四年迁太子少师；开成五年正月文宗崩，王起八月充山陵卤薄使，寻检校左仆射、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会昌元年拜吏部尚书，判太常卿事；三年权知礼部贡举，四年正拜左仆射。⑧既然王起大和八年即“检校右仆射”，那么，至少在大和八年，李德裕即可称其为“仆射十一丈”，而不必到会昌元年才能如此称呼。也就是说，这篇《牡丹赋》的创作时间上限可提前至大和八年，而不必迟至会昌元年。此为上限。 赋序中另有一关键信息，值得我们注意，即“惟牡丹未有赋者”。这就是说，在李德裕拟赋牡丹之前，没有人写过《牡丹赋》。但检《全唐文》，与李德裕基本同时、文宗朝曾位至宰相、大和九年十一月罹难于“甘露之变”的舒元舆，恰有一篇同题之赋。舒元舆这篇《牡丹赋》，在当时影响颇大。《杜阳杂编》载： 上(文宗)于内殿前看牡丹，翘足凭栏，忽吟舒元舆《牡丹赋》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语，合者如咽”，吟罢，方省元舆词，不觉叹息良久，泣下沾臆。⑨ 《新唐书·舒元舆传》云： 元舆《牡丹赋》一篇，时称其工。死后，帝观牡丹，凭殿栏诵赋，为泣下。⑩
